“奴才”一词，本是指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的话，它的意思是无用的人，只配为奴才，所以又被写作“驽才”，“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那为什么汉人不可以称“奴才”，这样的称呼难道是有意提高汉人的地位吗？
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这种关系，也就不能称“奴才”，汉臣如果在皇帝面前自称为“奴才”那就算犯了冒犯之罪，因为汉人称自己为“奴才”是不够资格的。
在乾隆三十八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以后，大为恼火，认为汉臣马人龙冒称“奴才”，于是，乾隆皇帝便作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会奏公事，均着一体称臣、以昭画一。”可见乾隆帝宁可“我”不叫，也不许你叫。这个规定，为的就是严格区分满人汉人。不让汉臣称“奴才”，目的也在于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和满人穿着一样的衣服等等措施都是为了达到此目的。
满洲人入关以前，一直处于北方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过渡的阶段，虽然在北京成立了清朝政权，但是奴隶制的胎记并没有完全退去，即使到了晚清，清朝满族人内部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奴隶制习气，主奴之间的等级森严，“严分着主奴关系”。这个习惯也反映在清朝典章制度上面，满臣在奏事的时候要自称为“奴才”，满臣们之所以自称为“奴才”，不仅表示着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着自己也是皇帝的家奴，是“自己人”；而汉臣们并没有满洲人这种传统的主奴关系，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并不能称为“奴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在奏事的时候误称了“奴才”，以至被乾隆帝认为是冒犯。
而满人不论是在文书上还是在口语上，“奴才”二字都使用极为普遍。在主子面前，满人进退都是“奴才”。满族官员进宫以后，就得先跪称“奴才某某，恭请圣安”，然后脱帽、磕头，并且说“奴才叩谢天恩”，再戴上帽子向前走，跪下...
然“臣”比“奴才”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要好听的多，“臣”无疑要高过“奴才”。但在当时满族人眼里，“奴才”可要比“臣”金贵的多了，因为这实际上是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显得亲切，而汉人可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
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文《隔膜》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也印证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鲁迅先生一生爱憎分明，他尤其讲到中国人“奴性”的养成，只能奉行，不许言议的习惯。这也让我想起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在影片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只有几个日本兵押着的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而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反抗”，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也许与汉人作了满洲人二百多年的“奴隶”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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