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三公”其实不值钱，但“四世三公”确实很罕见，两汉四百多年，只有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两个家族上了榜。
所谓“四世”是指连续四代人。
所谓“三公”，就是指太尉、司徒、司空（西汉称大司马、丞相、御史大夫）三个最高长官，其中太尉负责军事，司徒负责行政，司空负责监察。
有时候也会把荣誉职务“太傅”算进来，称之为“四公”，只不过太傅不常设，经常空缺，所以通常说“三公”，很少提“四公”。
如果不计连续性，弘农杨氏在西汉还有一位三公，即司马迁的女婿杨敞，他曾经官至御史大夫，如此一来杨氏就是“五世三公”了。
如果只计连续四代人，袁氏略胜一筹，他们是四代人出了五位三公，杨氏四代出了四位三公。
我们最熟悉的弘农杨氏子弟，应该算是那位“大聪明”杨修了，以杨修为“坐标原点”，杨氏的“四世三公”分别是：杨修的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父杨赐、父亲杨彪。
弘农杨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杨喜，楚汉战争时，他和另外四人斩杀项羽，因此得封赤泉侯。
民间传说，杨家的崛起得益于杨震的父亲杨宝做了一件善事。有一回，杨宝救了一只被猛禽追击的黄雀，后来黄雀托梦给杨宝：我是王母娘娘的使者，为了感谢您的搭救，送您四枚白环，保你家四世三公。
这个故事就是成语“结草衔环”中的“衔环”。
杨家四代人都是清廉守节之士，杨震因此被宦官和外戚联手害死。史书记载，杨震下葬的那天，天上飞来一只大鸟，不停地低旋哀鸣，泪如雨下。
遗憾的是，杨家人的刚烈之风一代不如一代，杨震性如烈火；杨秉刚正不阿，少了一点舍生取义；杨赐也能犯颜直谏，却多了几分委婉；杨彪则学会了妥协。
我们最熟悉的汝南袁氏子弟，应该算是那位玩残了东汉帝国的袁绍了，以袁绍为“坐标原点”，袁氏的“四世三公”分别是：袁绍的高祖袁安、从曾祖袁敞、祖父袁汤、生父袁逢、叔父袁隗。
袁家四代人除了袁安以外，剩下的三代人其实都毫无建树，难听一点说就是尸位素餐的庸碌之徒而已。
即便如此，袁隗还是没能避祸，受累于袁绍、袁术组织关东联军讨董，他最终被董卓杀害了。
历史上最牛的“三公”当属一个叫胡广的官员，此人历经六朝，三次出任太尉，二次出任司徒，一次出任司空，还以太傅之身病逝。
从东汉到唐朝的九百多年，是历史上的豪门政治时代，那些家族累世高官一点不稀奇，但连续四代人位居宰执，在我印象当中好像仅此两家，别无分店。
更神奇的是，杨氏和袁氏还同处于一个时代，两家还是姻亲关系（杨修的母亲就是袁家人）。那么，为何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东汉呢？
一、三公更换的频率太高，任职的机会大增
开篇我就提到，“三公”听起来很唬人，但在东汉，它的含金量锐减，不值钱了。
原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帝国后，为了不让皇权受到外朝的掣肘，他创立了以尚书台为核心的朝政结构，将“三公”架空了。
也就是说，三公的地位很高，其实没多少实权，已经沦为大办事员了。这就意味着三公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成了一只好看的花瓶。
于是，三公的轮换变得很频繁，相当于皇帝赏给大臣们荣誉职务。
我们看一组数据，东汉195年一共有多少位三公：太尉79人次（平均每任2.47年），司徒73人次（平均每任2.67年），司空82人次（平均每任2.38年）。
东汉开国之初，三公的任职时间其实还是比较长的，越到以后更换的频次越快，尤其是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三公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周转率”自然需要更高一些。
以汉灵帝一朝为例：太尉23人次（平均每任0.91年），司徒13人次（平均每任1.62年），司空18人次（平均每任1.17年）。
比如曹操他爸曹嵩，花了一亿钱买了个太尉，才五个月就下课了，平均每天成本70万钱。最短的是一个叫孟戫的官员，才上任26天就下课了。
三公更换的越频繁，大家“一日游”的机会越多。就像如今的评奖，100个人能搞出200个奖，中奖概率200%。
这种情况下，出现四世三公的几率就高了很多。放在西汉，皇帝们都不喜欢更换三公，那时候父子两代出任三公就是特大新闻。
二、宗法制的滥觞，家族是社会个体的依存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一直没有停息，但有一个制度却始终不变——宗法制，这个制度决定了家族作为最微观的社会组织，主宰个人命运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个人的前途完全被家族利益绑定，这就给豪门家族的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三、学术豪门化，家学催生政治垄断集团
秦朝之前，宗法制主要是士大夫阶层的游戏，老百姓不掌握任何社会资源，社会面的影响不大。
但随着西汉中后期儒学的兴起，以及察举选仕制度的完善，学术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并形成了门学、家学这种学术垄断的倾向。
门学以师生关系为脉系，家学以血缘关系为脉系，二者在通过婚姻关系交融，促使掌握学术资源的家族逐步豪门化。
弘农杨氏专修《欧阳尚书》，汝南袁氏专治《孟氏易经》，两大家族门下弟子数千，形成了庞大的网络，进而成为政治资源垄断的最大受益人。
同样陈氏、荀氏、司马氏、孔氏、王氏等，走的也都是这条路。
当年袁绍、袁术兄弟逃出京城，为何有能力在地方一呼百应？其实不是他们的个人能力有多强，而是他们背后的袁氏家族将他们塑造了成了士族阶级的领袖，他们代表了豪门集团的整体利益。
四、军功家族的陨落，为新豪门集团创造了空间
如果没有桓灵时期，或许就不会有杨氏、袁氏这种新豪门集团的兴起，因为东汉开国之初的豪门集团已经被军功集团所霸占。
这些军功家族以外戚身份左右皇权，导致他们与皇权的摩擦越来越激烈，他们的下场也越来越惨烈。每一位皇帝亲政后，几乎都要对外戚家族进行一次屠杀。
如此几番轮回，在汉桓帝和汉灵帝的收官之战中，军功家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政治力量是不能缺位的，他们留下的真空必然会由其它势力填充，这就给杨氏、袁氏、荀氏、陈氏等豪门家族创造了历史条件。
综上所述，宗法制的人文环境，三公的平民化，学术的豪门化，以及旧豪门集团的退场，给新豪门集团的崛起创造综合条件，这就是那个时期杨氏、袁氏这样的大家族产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