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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变:秦灭六国却二世而亡,但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重归分裂?

三国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分裂的时代。当时,统一是暂时的,分裂是主旋律。

而制度的根子,却决定了统一是另一个更大的主旋律。

所以,南北朝最终统一于隋唐,而之后的分裂时间则越来越短。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是主旋律。

五代十国这个分裂期,也就持续了半个世纪左右。

两宋也有一段分裂期,但主要是因为文明竞争。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中原和草原的矛盾。只要这个矛盾被解决了,中华帝国将会迎来一波更广范围的统一。

所以,我们可以说秦灭六国以后,基本上奠定了统一的格局。

但这个转变,需要秦汉两个朝代来完成。先是中原统一,再是中原和草原竞争融合,最后是中原和草原走向统一。而关键是这个中原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一帆风顺。

促成格局转变的,主要是制度。

秦朝的超前制度设计,已经颇为接近现代国家。而大秦帝国之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穿越”的制度无法适应当时的民情。

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认为:

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

正是因为这个制度内核的存在,所以中国才能一直维续统一的存在。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指出:

应当按贡献对它们分级。依我看,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

虽然都是缺一不可的,但民情、法制与自然环境还是可以按照贡献大小实施排序的。类比托克维尔的这个排序,我们不禁要问:统一的民情呢?毕竟在美国的民主中,民情是最大的因素。

汉帝国以《春秋公羊传》为经典依据,实施了成功的意识形态工作。可以说,汉朝人奠定了这个民情基础。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民情、法制和自然环境并不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制度,也可以塑造民情。

官僚制促成了政治精英与文化经营的合谋;编户齐民从根子上瓦解了贵族或部族传统;服务于皇帝主权的正统观念,也让大一统成为强盛王朝的标配。于是,统一不仅是价值问题,而且是立场问题。一旦进入到立场问题,民情也就成行了。

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战国的竞争形势,促成了紧密耦合的连锁结构。那么,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尤其重要。这一块骨牌,就是制度。中央集权的制度基础,成为传统中国的路径依赖。任凭朝代如何变迁,皇帝一直有、官僚一直有,百代皆行秦政法。

那么,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如何被推倒的?也就是说中央集权的制度是怎么确立的?

楚汉争霸以后,摆在刘邦面前的,就两条路:一个是西周分封、一个是秦朝郡县。

这时候,刘邦会怎么选?

选西周分封,不是不可以。项羽是真心实意要分封的。但是,然后呢?

四年前还是楚霸王,四年后就是楚霸亡。于是,分封这条路,虽然不能证明是死胡同,却能证明可以死。

楚鉴不远,刘邦不会一猛子扎进分封这条路。

西周分封可能不行,那就选择秦朝郡县。

但,问题是“天下苦秦久矣”。无论是陈涉、吴广,还是刘邦、项羽,这些人都是要亡秦政、兴楚政的。

所以,走郡县这条路,也一定能让刘邦走出认知失调来。

而现实的问题,更严重。

始皇帝能够郡县天下,而刘邦却根本没有郡县天下的能力。韩信的楚国、英布的淮南国、彭越的梁国,刘邦连一个县令都任命不了。

那怎么办?

顶层设计走不通,智慧则只能来自基层。

秦地早已秦法,那就郡县秦地;六国因俗而就,那就分封山东。所以,刘邦建立的西汉,实行了郡国并行制。

但这个郡国并行制,不是顶层设计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基层的智慧,而是形势所逼的不得已。通俗点儿说,就是:大家谁也别闹,咱们凑活着过日子,就行了。

所以,郡国并行制,并不是西汉帝国的主观意志。那西汉的主观意志是什么?简单说,代秦而立的汉朝和刘邦,到底要设计一套什么样的国家制度?

西汉不知道、刘邦也不知道。

传统国家是君主主权,所以皇帝刘邦的主观意志就是西汉帝国的主观意志。那么,刘邦的主观意志是什么?

一团浆糊。

人的大脑是个多元政体;刘邦也是人;所以刘邦的大脑也是个多元政体。

在多元政体中,到底听谁的?答案需要涌现出来。因为大脑可以多元,但表达必须一元。但垓下之战后,刘邦却表达不出他的一元。

是郡县还是分封,刘邦不知道。但,刘邦的人生履历以及后面的历史,逐渐帮助刘邦下了决心。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刘邦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做皇帝。原因是始皇帝够威风,刘邦的这个大丈夫,就要“当如此也”。

情绪可以成为立场,因为情绪是一个不讲理的出发点。选A、选B还是选C,不知道,那就都选C。芸芸众生是不是都选C,不重要。但是,被推到历史浪尖上的刘邦,却可以让都选C很重要。

因此,垓下之战后,刘邦居然汜水称帝了。

始皇帝称皇帝,那我也称皇帝。从现在看、从历史看,造反称皇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从当时看,刘邦称皇帝,显得很突兀。

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皇帝,第一个是始皇帝、第二个是秦二世。刘邦造了秦朝的反,却用了秦朝的名,这完全是个鬼逻辑。不称皇帝,还能称啥?看项羽就行了。

项羽灭秦,称霸王。霸王的这个霸,不是霸权主义的霸,而是春秋五霸的霸。这两个霸,有区别吗?

换一个写法,就有区别了。春秋五霸,完全可以写成春秋五伯。“王致伯(bà)于秦”,意思是周显王把“伯”的身份授予了秦孝公。这个“伯”,读曰霸,之后也就逐渐成了霸主的霸,而当时的意思是诸侯之首。

所以,项羽灭秦之后,他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是诸侯之首,是春秋的霸主,是齐桓公、晋文公。项羽是贵族后裔。这就决定了他的保守倾向。皇帝,是激进;霸王,是保守。所以,项羽不称皇帝,而称霸王。

刘邦呢?虽然他比项羽年长,却因为是平民出身,所以他没有历史的包袱。于是,一上来,就可以认同始皇帝的激进,“大丈夫当如此也”。对于皇帝、对于始皇帝,甚至对于秦法秦政,刘邦没有抵触心理。

刘邦和项羽,对待秦法秦政的态度,就是两种不同的蝴蝶效应。原初条件的微小变化,在紧密耦合的复杂系统中,会演变出完全不同的历史风云。

楚汉争霸,表面上看是:以关中形胜携巴蜀财富的刘邦,复制了一遍秦战国的统一模式。而本质上则是:秦制对楚制或对六国之制的又一次胜利。

刘邦还定三秦之前,以韩信为大将军,在汉中进行了一次军制改革,即“申军法”。所谓“申军法”,实际是用秦朝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打造了一支新汉军。

在楚汉争霸过程中,刘邦的关中根据地,基本上原样复制了秦法秦制。于是,刘邦集团能够动员的人力物力,对于项羽集团是碾压级的存在。地盘大小、人口多少,很重要;而组合方式及其形成的效率,或许更重要。

所以,楚汉争霸的胜利,对刘邦的主观意志又进行了一波强化。秦法秦制,完全可以吊打天下。除了皇帝名号,秦法秦制也就在刘邦的心里种了草。

但是,刘邦还在犹豫。

在“大丈夫当如此也”之前,刘邦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

刘邦也曾仗剑走天涯,他的少年志向是做信陵君的一名门客。但是,秦灭魏,导致门客之路成了死路。然而,信陵君,也在刘邦的心里种了草。所以,刘邦称帝之后,才会奉祠信陵君。

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因此,你要说刘邦一下子就能彻底抛弃分封、拥抱郡县,也难以成立。一切来自传承。传承种的草,是历史的疤痕,总是挥之不去的。

而接下来的事情或形势,就逼着刘邦向秦法秦制的路上大踏步迈进了。

刘邦要为自己的大汉王朝选择首都的位置。刘邦喜欢洛阳,想要洛阳定都。实际上,刘邦是想做周天子。霸王,诸侯之长,没啥意思,要做就做皇帝。郡县集权是皇帝,诸侯分封就是天子。天子跟皇帝,对于刘邦来说,都有吸引力。

要做天子,那就定都洛阳。洛阳,不仅是天下中心,而且还是王气所在。

高祖欲长都洛阳,齐人刘敬说,乃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

这就是形势比人强。此时天下,依旧强敌环伺。韩信、彭越、英布,随便拉出一个,都可能把刘邦打回原形。所以,生存比理想更重要、安全比王气更重要。

于是,在娄敬、张良一番游说后,刘邦想也不想了,立即跑步向西、定都关中。

在定都关中之时,西汉帝国也打起了内战,即汉平异姓诸侯王之战。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统一战争,第一次是秦灭立国;第二次是楚汉争霸;第三次就是汉平异姓诸侯王之战。

等打完这一仗,刘邦和大汉帝国再也不犹豫了,也没法再犹豫了。只要能力所及,那就必须郡县,实际则是全盘恢复秦法秦制的中央集权。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

刘邦入关,可是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的,“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之外的全部秦法,都是前朝余孽,必须废掉。

但刘邦的儿子、汉惠帝,为什么还要再废秦法“挟书律”?所以,只能是刘邦重新恢复了秦法秦政,大汉帝国一律照抄大秦帝国,能抄的一定抄、不能抄的努力抄。甚至,连秦朝的历法、五行、服色,也照抄不误。

不能抄的努力抄,到底什么是不能抄的?那就是分封制。如果郡县太急,那么汉帝国就是另外一个秦帝国。因为秦朝的制度太超前。

所以,山东六国仍旧是因俗而治,但诸侯王必须是刘氏的兄弟子侄,即“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立即郡县天下。郡县制,一蹴而就。而汉帝国呢?一直折腾到汉景帝,收拾服了同姓诸侯王,郡县制才算确立起来。最后,彻底完成,则要等到汉武帝,不仅要干废诸侯王而且要干没诸侯王。

所以,天下有了一个消化的时间,逐渐知道皇帝是个什么东西、郡县是个什么概念。陌生是恐惧,恐惧则拒绝。熟悉是亲切,亲切则会接受。西汉王朝的郡县制,就是这样一个发展逻辑。

只要郡县制确立了,那接下来的中国也就很难再次分裂了。郡县制就是中央集权制,因为它一定要配套官僚制和文书行政。到这个时候,秦战国种的草,已然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了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

秦法秦政,是好也罢、是坏也罢,都成了历史的选择。即便是到了现代,中国也很难走向松散的联邦制,而只能是统一的集权制。

中央集权制以及由此逐渐强化的意识形态民情,确保了中国历史始终在统一的大趋势中不断前行。

所以,秦灭六国以后,中原王朝一直是统一的,而很难再分裂。其中分裂阶段,往往不是中原内部的问题,而是来自与草原的竞争。而中央集权在驯服中原的同时,也驯服了草原。最终,草原也被纳入到了这个历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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