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立早闲人（作者原创授权）
从初平三年（192年）起，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止，于禁为曹操屡屡摧锋陷阵，频频立下大功，成为曹操阵营中显赫一时的名将。在襄樊战役中，于禁奉命带七军救援被关羽围困樊城的曹仁时，救援不成，反被关羽水淹，未战而俘，求生而降，成为晚节不保的典型，颇受后人唾骂。
襄樊战役间，于禁被曹操从北方派往樊城救援被围困樊城的曹仁。在樊城外，于禁统领的七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水悉数淹没，统帅于禁投降求生，将军庞德不降求死。《三国志•魏书十七•张乐于张徐传》是这样记载曹操的原话：太祖闻之，哀叹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如庞德邪！”面对生死，跟随曹操三十年（实际是二十八年）的于禁不是尽忠而死，反是贪生苟活；而投降曹操四年的庞德不是为情而活，却是尽忠而死。纵观于禁的兵败被俘的全过程，包含着天时、地利、人和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
具体如下。
其一，天时。
天时，指有利于攻战的自然气候条件。于禁率领七军救援樊城时，天时在于关羽，而不在于于禁。襄樊一带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特点是“四季分明，雨量丰沛，冬冷夏热，雨热同期。”因此，每年8、9月份，襄樊都会下暴雨。关羽镇守荆州多年，手下多为南方人，对当地气候了如指掌。故关羽能够有所准备，诸如军营设在高处，准备足够的船只和竹筏等。于禁，临时被曹操从北方调派过来，七军主体为北方人，不熟南方天气，不习水性。更有甚者，于禁未对部队进行充分准备，例如军营设在平地，未配备水上运输等载具等。当时襄樊地区连下暴雨，汉水泛滥，平地水深好几丈，于禁部下七军不是被淹死，就是被俘虏。
其二，地利。
地利，指地理的优势。于禁带七军到樊城外驻扎时，地利利于关羽，而不利于于禁。汉江流经襄阳樊城之间，樊城和襄阳是在汉江岸边设立的防御北方敌人的军事据点。汉代大体上以汉江为界，北边为南阳郡，南边为南郡，樊城归南阳郡，襄阳归南郡。樊城位居汉江中游，西部是山区，海拔多在400米以上；中部多为岗地平原，海拔一般在85米至140米之间；东部为低山丘陵，海拔多在90米至250米之间。关羽是从南郡出发，水军在汉江上隔绝襄阳樊城之间的联系进行分别围困，从汉江南面围攻樊城，驻扎在樊城外的西部，山区上；而于禁是从汉江北面救援樊城，宿营在樊城外的东部，平原上。
其三，人和。
人和，指人事和谐或民心和乐。于禁带兵救援樊城时，人和得于关羽，而不得于于禁。关羽一直独立带兵。特别是诸葛亮离荆入蜀（建安十九年，214年）后，荆州一切事务全归关羽统制。另外，关羽的“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为人及“傲上而不辱下，欺强而不凌弱”的做法，赢得士卒们的敬重和爱戴，全军上下凝聚力极强。于禁鲜有独立带兵，一直或是跟随曹操、曹仁等人奋战，或是协同夏侯惇、乐进等人作战。再说，于禁所率七军皆是曹操在北方临时拼凑起来，各属不同将领统领。于禁统领的七军，虽有三万人，并是精兵，却是北方人，且不习水性。更为重要，襄樊地区的汉江被关羽的强大水军所控制。
于禁在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占有的情况下，被关羽水淹七军后而投降，纯属偶然性。正如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十七•张乐于张徐传》引魏书载制曰：樊城之败，水灾暴至，非战之咎，其复禁等官。一句话，就是等于赦免了于禁战败被俘的全部罪责。
笔者按：失度，指失去分寸。于禁，作为曹操的五子良将之一，在受曹操命令带兵前往襄樊前线，到樊城救援被围困的曹仁时，反被关羽水淹七军，竟未战而俘，求生而降，从而失去一个良将应有的水平。正所谓：做人做事必有度，失度必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