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会伴有对前王朝的反思。因此要替前面王朝修史,做一个盖棺定论。表示:我取代你,那是天经地义。而开国皇帝们,也就由此都增加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神奇事,暗示,这是老天爷的安排。
但朱元璋却显然是个另类,非但拒绝神化自己,反而还强调,我们朱家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自根上起就是“服勤农业”,即:就是种地的出身(出自《御制皇陵碑》)。
所以至今一提朱元璋,即无“三尺剑斩蛇”,也没出生前后的“天降祥瑞”,就一苦孩子,讨过饭、出过家,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才加入红巾军,最终逆袭当了开国帝王。啥叫自信?似乎这就是自信!
以至于这种自信,在《遵闻录》中,也体现得非常强烈:朱元璋开国后,在南京建了一个历代帝王庙。每年他都要来祭奠这些先朝的帝王。对别的帝王,朱元璋只敬一杯酒,唯独给汉高祖刘邦却敬了三杯,并说道:“刘老大,在所有开国帝王里,就咱哥俩是草根,你提三尺剑开国,所有特意多敬酒两杯,唯你的大汉和我的大明,得国最正!”
《遵闻录》中的这句话,后来也出现在了宋濂所写的《大明日历》中: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
现在疑问也就来了:为啥朱元璋非要把自己跟刘邦相提并论?并言称,只有他俩得国最正?却把李渊、赵匡胤等舍掉了?
有一句话是:越强调什么,也就越证明心虚什么!道理很简单,谁没事总是强调,我是父母生出来的?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就遇到了这种问题——他的大明王朝,并非如后世我们认为的那般,被普遍认可。
须知在古代时,话语权一直掌控在士大夫阶层。而朱元璋的阻力,正是来自于此。以至于在《大诰》中,出现了这样一句:朕知伯启心怀愤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
伯启,就是夏伯启,拒绝朱元璋的任用,不惜自残双手!气得朱元璋,就命人把他给带到京城,亲自问他咋回事?哪料夏伯启当着朱元璋的面,却还坚称红巾军为“红寇”。
这下朱元璋急眼了,喝道:“你想学伯夷、叔齐是吗?好,那我告诉你,现在你之所以能吃着火锅唱着歌,就在家乡里教书,就是靠我朱元璋平定了天下。可我想让你出来效力,你却自残抗拒,你到底想干啥?你教书,真是在教化我的子民吗。”
从这个记载中就能看出来,当时士大夫阶层,对明朝和朱元璋的否认态度了。至于理由,正是由于朱元璋的草根出身,被士大夫阶层看不起!哪怕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也是存在这种态度的。
比如在刘伯温的《送高则诚南征》这首诗中,就表达出了这种看法,其中有两句是:牧羊必除狼,种谷当去草!高则诚,即高明,他是刘伯温的好友。在元末时期曾随元军征讨红巾军!
显然这除狼和去草,就是指向了红巾军。明白了这些,其实也就明白了为啥,朱元璋最初请刘伯温出山时,为何刘伯温推三阻四,甚至还送宝剑明志!故而,朱元璋最终只给了刘伯温一个“诚意伯”,也就完全怪不得朱元璋了。
所以,朱元璋之所以把自己跟刘邦相提并论,其实挺让人心酸的。在他的意识中,明明是我朱元璋恢复了中原王朝,结果你们士大夫阶层,却还是如此鄙视和不认可我。
那么最后,朱元璋得国最正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虽心酸,可解铃还须系铃人,朱元璋还是要依靠士大夫阶层。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大儒宋濂肩头。
宋濂最终是这样解释朱元璋开国的: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
即,就是为了活命,最初没有当皇上的想法。随着势力壮大后,开始意识到了百姓之苦,最终这才灭群雄,开国大明,让老百姓都安居乐业。
随着宋濂的这个解释一出,算是暂时压制住了士大夫阶层的对朱元璋的鄙视和质疑。由此朱元璋言称:就我大明和大汉,得国最正,才被渐渐接受。可哪料随着时间推移,到了后来,士大夫阶层,却又集体一脚踢开刘邦,言称:得国之正,惟我明而已。
好玩的是,当清朝建立后,这个“得国正否”,却又成为了清朝的一个大问题,以至于最终在康熙五十六年时,康熙大声疾呼: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其实,看完前面朱元璋的心酸,就能明白,这无非又是一个轮回开始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