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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年率先崛起的魏国总是以礼贤下士的面目招揽来自四方的文武才俊。可是宰相公叔痤临死之前力劝魏惠王重用商鞅，魏惠王却对这位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改革家不削一顾。
魏惠王为何错失商鞅，魏国“崇儒抑法”的抡才政策又让它错失了怎样的历史机遇呢？
以国君之尊而把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尊为师友，魏文侯的“崇儒”政策究竟有何深意？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地图：
单看战国初年魏国所处的地缘战略形势，很难想象它怎么会成为战国初年的最强国。
魏国的版图看起来就像一条裤子。一条裤腿儿伸在东边儿，称为“河内郡”；一条裤腿儿伸在西边，称为“河东郡”。这两大块版图被韩国的上党郡从中劈开，只有吕梁山与太行山之间的一线孔道像一条裤腰带似的将两条裤腿儿勉强系住。
这有点儿像今天美国面临的尴尬：强大的美国海军被分割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侧，要完成跨越两洋的大范围兵力机动，只能依靠一条狭窄的巴拿马运河。
可魏国所面临的两线作战形势要比今天的美国严峻得多。以魏国为圆心，东北的赵国和西南的韩国对他构成了内圈层的东西夹击之势；而更远的齐国和秦国则在外圈层对他构成了第二重东西夹击之势。
再考虑到因韩国上党造成的东西阻隔，一旦陷入两面作战的被动态势，魏国很有可能被群敌轻易撕碎。怎样避免自己落入这个危险的陷阱呢？《战国策》记载：
韩赵相难。韩索兵于魏曰：“愿得借师以伐赵。”魏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不敢从。”赵又索兵以攻韩，文侯曰：“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魏。——《战国策·魏策一》
魏国的母体晋国也曾长期面临齐、秦两大国的东西夹击，可它却是春秋时代把持中原霸权最长最久的国家。
晋国巩固霸权的诀窍是东和西攻，尽量避免两线作战。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它总是恩威并施与齐国结成联盟，然后全力向西以武力压制秦国。而这也是秦国最担心的事情。商鞅曾经对秦孝公说：
“魏居岭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史记·商君列传》
把东边儿当作大后方，集中力量往西进攻，这是晋国称霸中原的故技。可魏国要想恢复当年晋国所有的战略形势，独擅山东之利，它就必须想办法把晋国留下的政治遗产整合到一块儿，也就是建立巩固的韩、赵、魏三国军事同盟。只有三晋合一，齐国才不敢在东边儿闹出乱子，魏国攻秦才能解除后顾之忧。
虽然争霸主盟的外交政策已经随着春秋时代的落幕而逐渐淡出了中原政治，但在三晋集团内部它仍有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因为公元前5世纪初的韩、赵、魏三家都处于齐、秦、楚三大国的威胁之中，分晋之后他们又一直没有得到周天子的正式承认，政治地位尚不稳固。面临的共同威胁与休戚相关的利益使得三晋都有相互联合、共谋发展的需要。
此时魏文侯一面高举崇儒尊贤的大旗，一面又与韩、赵约为兄弟，他的真实目的恐怕是要利用儒家宣扬的亲亲尊尊的周礼思想凝聚韩、赵对魏国的向心力，以主盟的身份率领三晋集团加入残酷的国际竞争。
魏国能够成为三晋联盟的主脑，李悝变法所带来的硬实力增长自然是它敢站出来挑头的本钱，但这点儿本钱不足以让魏国单独应对两线四国的巨大威胁，三晋联盟才是魏国维持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保障。
这也是为什么法家的李悝、兵家的吴起在魏文侯那里获得的政治待遇始终不如儒家三贤的原因。
从短期来看，魏文侯崇儒抑法、联合三晋的政策的确让魏国在一段时间内建立起了对齐、对秦的战略优势，魏国也因此西取河西，东取中山，获得了领土上的拓展，但是这种政策所带来的战略收益是不可持续的。
段连勤先生在《鲜虞族与中山国》一书分析道：
魏国利用三晋联盟的力量为自己攫取了大片领土，韩国也利用联盟的力量夺取了不少郑、宋国的土地。唯独赵国，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它向南发展，不但受到同魏国结盟的卫国的阻隔，而且还受到魏属中山国在腹心的牵制，因此，在三晋联合的对外行动中，它没捞到什么好处；它对卫国的领土是垂涎三尺的，但是卫国背后有强大的魏国的支持，它在这方面也不能有什么作为。这些都促使赵国在三晋联盟内部的分离倾向迅速增长。公元前三八七年，魏、赵矛盾开始表面化。这年赵烈侯死，赵敬侯立。亲魏的公子朝在魏国的支持下起而作乱，引魏军袭击邯郸。——《鲜虞族与中山国》
在三晋抱团扩张的过程当中，他们各自膨胀的领土野心开始造成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而随着三国独立的时间越来越长，“晋国”这块先祖牌位所能唤起的认同感也越来越弱。
以公元前387年魏国支持赵国公子朝叛乱为起点，三晋联盟开始走向破裂。到了这个时候，儒家的“亲亲尊尊”、兄弟之谊甚至已经无法再维系三晋的表面和谐了，可魏文侯的儿子魏武侯和孙子魏惠王仍然死抱着崇儒抑法的遗策不肯撒手，致使魏国遗憾地错失了第二次变法改革、增强国力的契机。
魏惠王的丞相公叔痤在临死前力劝惠王重用卫鞅，但魏惠王看不上这个法家的后生小子，对老公叔的临终善言不屑一顾。
公叔痤去世后，卫鞅被秦孝公的求贤令所吸引，飘然入秦，开启了一场战国时代规模最大、效果最强的变法改革，而错失了卫鞅的魏国呢？先与赵国交兵，被齐国趁虚而入，败于桂陵；继而又与韩国构衅，再度被齐国击溃于马陵。
东线战场接连失利，西线那边在卫鞅的变法改革下迅速崛起的秦国便趁机发动攻势，夺去了魏国的河西地。东、西交困，原先环绕在魏国头顶的霸主光环黯淡了下去。
司马迁说，不甘心就此沉沦的魏惠王效法祖父文侯，于公元前336年颁布了求贤令，希望招贤纳士，重振魏国的声威。当孟轲、邹衍、淳于髡相继来到魏国的时候，惠王问道：
“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逺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史记·魏世家》
当魏惠王撕下祖父文侯“礼贤称仁”的面纱，开始赤裸裸地向他的高参们询问魏国该如何牟利的时候，他大概想在这批谋士中发现另一位卫鞅式的治国干才。
可是被魏国崇儒的良好形象吸引来的大儒孟轲却对魏惠王的这一转变非常失望：
“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史记·魏世家》
听完孟轲的这番教训，司马迁说“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魏惠王拒绝了孟轲的教训，不再像他的父亲武侯魏击对待田子方那样“再拜而退”。
可是抛弃了儒家的魏国却始终没能找到新的强国之道，在战国的乱世中慢慢沉沦，终至灭亡。
参考文献：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杨宽《战国史》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段连勤《鲜虞族与中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