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担任过最大的行政职务就是鲁国司寇，为鲁国的卿职。在担任鲁卿期间，为了重塑公室权威，削弱世卿专权，孔子主持了著名的“堕三都”行动，也就是拆毁季孙、叔孙和孟孙氏三家采邑的城墙堡垒，就来说说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吧。
孔子，还是权臣季氏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利用了孔子呢？
摆在鲁国大司寇孔子面前真正的挑战并不是“夹谷会盟”，真正的苦手也不是贪婪跋扈的齐景公。齐国再强，终在泰山以北；要实现重振礼乐纲常的夙志，坐在鲁都曲阜的“三桓”才是孔子的心腹大患。
到周敬王二十年（前500年）为止，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家世卿窃据鲁政的历史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势力盘根错节，急难铲除。要逐步削弱他们对公室的威胁，重塑鲁定公的权威，这关键的一手棋该在哪里落子呢？孔子的选择是“堕三都”。
所谓“三都”，就是季孙氏的采邑费，叔孙氏的采邑郈和孟孙氏的采邑郕。因为鲁君式微，“三桓”擅政，这三座城市早已突破了“大夫无百雉之城”的礼法禁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增修，建成坚固的堡垒。
“三桓”如果得志，便可挟“三都”之重入主曲阜，宰制朝堂；万一失势，则不妨龟缩回“三都”，偏安割据，对抗君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扒掉“三都”的堡垒和城墙，无异于对“三桓”的釜底抽薪。
鲁昭公
想当初鲁昭公也曾下定决心铲除“三桓”，大夫子家羁的儿子警告他说：“政自之出久矣，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者众矣。”
“三桓”取代国君号令鲁国已历数世，鲁国的户籍与人口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国家没有“公民”，他们却有“隐民”。
众寡悬殊，两手攥空拳的鲁昭公又怎么可能实现驱逐“三桓”的宏愿？失败流亡的鲁昭公10年前含恨而终，现在孔子谋划“堕三都”，又要重践鲁昭公踩过的这颗雷，他的底气又是打哪儿来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厘清一点，那就是孔子的这个“堕三都”计划究竟是跟谁商量着办的。在传世文献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史记》记载：“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
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谋划“堕三都”是直接向鲁定公打的报告，而计划的实际执行人则是孔门弟子子路。
可是这个记载不免让人生出两点疑惑来：
孔丘
首先，此时在位的鲁定公是“三桓”驱逐鲁昭公之后另立的，他的政治能量比之昭公犹为不如。前有昭公的覆辙，鲁定公为何还要批准孔子的行动，他又能为孔子提供多少实际支持呢？
其次，子路作为“堕三都”计划的经办人，他所担任的职务竟然是“季氏宰”。“季氏宰”也就是季氏的家臣。这个职位从性质上来说是季氏的私属而非鲁国的公职。依照宗法制度，子路要想出任这个职位，任命权并不在鲁定公而在季氏宗主季桓子手里。
所以《春秋公羊传》才说，孔子实施“堕三都”计划并非是受到了鲁定公的支持，而是直接与季桓子协商推进的：“孔子行乎季氏，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
《史记》和《公羊春秋》的说法谁更可靠？应该是后者。除了上面提到的子路出任季氏家宰必须得到季桓子授权这个理由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证据出现在《左传》当中：“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
据《左传》所言，子路着手摧毁费邑的城墙堡垒，激起了费邑大夫公山狃的反叛。叛军攻入曲阜，鲁定公与“三桓”宗主季桓子、叔孙武、孟懿子一块儿逃进季氏府邸，于武子台距险固守。
鲁国形势图
另外，这座高台的竣工时间也不是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年）“堕三都”的前夕，据《左传》所言，早在周敬王三年（前517年）鲁昭公驱逐“三桓”的时候，季桓子之父季平子就曾在此负隅顽抗：“九月戊戌，伐季氏，杀公之于门，遂入之。平子登台而请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讨臣以干戈，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
“堕三都”计划如果事先没有得到季桓子的首肯，公山狃的叛军冲入国都，季桓子能这么慷慨，把鲁定公接入自家私邸避难吗？不可能。
鲁国公室直辖的武装力量早在周灵王十年（前562年）就被季武子为首的“三桓”瓜分殆尽，在武子台上听从孔子指挥，反击公山狃的军队只能是季氏的家族私兵。由此可见“堕三都”计划得以付诸实施，为孔子做后盾的人应该是季桓子，而不是鲁定公。
可是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更蹊跷了：拆毁三都的城墙堡垒，无异于在“三桓”的胳膊上扎刀剜肉，季桓子为什么要支持孔子这么做呢？
答案是，此时的郈邑、费邑，就像溃烂流脓的箭疮一样，不把它剜掉，三桓的统治将有崩溃之虞。
当初，叔孙氏的前任族长叔孙成子要立叔孙武为嗣，遭到了两位族亲公南和公若藐的反对。叔孙成子死后，叔孙武虽然继承了爵位，但家族权力却掌握在公南与公若藐的手里——前者担任马正，有权调动家族私兵；后者出宰郈邑，控制了最重要的家族封地。
孟孙氏
为了夺回权力，叔孙武与郈邑圉人定计，模仿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故事一刀抹了公若藐，导致郈邑马正侯犯举城叛乱。虽然在孟孙氏的协助下，叔孙武将侯犯团团包围，但郈邑金城汤池，侯犯只要龟缩不出，叔孙武还就愣拿他没有办法。
叔孙氏的郈邑是公开反叛，季孙氏的费邑却是潜藏祸心。周敬王十八年（前502年）鲁国权臣阳虎阴谋发动政变，意欲颠覆三桓，攫取鲁政。这场政变背后便有费邑大夫公山狃的暗中支持。
钱穆《孔子传》说：“及阳虎之乱，费宰公山不狃实与同谋。今阳虎出奔已三年，而公山不狃仍为费宰，季氏亦无如之何。其城大，又险固，季氏可以据此以叛鲁君，然其家臣亦可据此背叛季氏，今季氏正受此患苦。”
当孔子向季桓子提议拆毁三都城墙的时候，季桓子未必不疑心孔子的真实意图是要弱“三桓”、强公室，但务实地说，此时拆毁三都城墙也的确有利于加强“三桓”对郈邑、费邑的控制，杜绝叛乱的再度发生。
既然孔子愿意让子路当撞城锥，摆平公山狃，季氏何乐而不为之？所以即便孔子“堕三都”将使季氏有刮骨疗毒之痛，为了保住自己这条胳膊，季桓子也必须表态支持。
这样一分析就会发现，在“堕三都”这桩大事上，孔子与季桓子的合作关系其实相当脆弱。
双方各取所需的默契之下潜藏的是尖锐对立的政治取向：孔子的目标是要以“堕三都”来削弱“三桓”，根除鲁国世卿专权的痼疾；而季桓子则盘算着拿孔子、子路当枪使，镇压家臣叛乱，巩固卿族权力。
貌合神离，南辕北辙。长此以往，双方势将决裂，而引发孔子与季桓子决裂的导火索就是孟孙氏的采邑郕。
《左传》载：“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
和叔孙之郈、季孙之费截然不同，孟孙氏的郕邑并没有传染上家臣叛乱的“瘟疫”。如果说堕郈、堕费能够祛除叔孙、季孙家臣跋扈、尾大不掉的痼疾，那么拆毁如臂使指的郕邑则只能造成孟孙氏藩篱净撤、长城自毁。
所以郈邑、费邑的城墙堡垒被拆毁后，郕邑大夫公敛处父便建议孟懿子暗中阻挠孔子的堕郕计划。
孟懿子本是孔子的学生，周敬王二年（前518年）孟僖子病逝之前曾遗嘱交代，要求孟懿子入孔门学礼。可真到了家族利益与礼义精神发生冲突的时候，孟懿子的选择仍是要利而不要礼。
孔丘
这形象地说明了孔子推行礼义学说的努力为何在春秋时代屡屡碰壁：对执政的各家贵族们来说，如果他们还需要某个“礼”的话，这个“礼”所要维护的也只能是由他们主宰的新世界；至于周天子和他的周礼，还是任其埋入历史的故纸堆里去吧。
在孟懿子的默许下，公敛处父公然对抗国君颁布的堕郕命令，致使“堕三都”在最后的环节上遭遇了最顽强的抵抗。
郈、费已经拆毁，郕邑却坚守不下，这意味着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孟孙氏比季孙、叔孙两家保存下来更多的实力，这让一直稳坐“三桓”之首的季氏开始担心，自己对孟孙氏保持了这么多年的政治优势会不会就此丧失呢？
就在季桓子对堕费渐萌内悔之意的时候，孔子门下出了一个叛徒。弟子公伯寮进言季桓子，揭穿了子路“堕三都”的真实目的：“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得到公伯寮告密的消息，子服景伯向孔子示警：季桓子已然被公伯寮说动了，子路危矣！要保住子路的地位，继续推进“堕三都”计划，就必须惩治公伯寮。可子服景伯主动请缨，孔子却告诉他说，没用的，事之成败，不取决于公伯寮而取决于“命”。
齐景公
怪力乱神，子所不语。孔子当然不会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于冥冥之中的宿命，他口中的“命”并非天意，而是政治大势：夹谷之会，孔子向齐景公据理力争，为鲁国收复汶阳之田，结果却是帮季孙氏夺回了阳虎窃取的家产；拆毁费邑城墙，平定公山狃的叛乱，又让季孙氏重新成为了费邑之主。
孔子做这两件事的初衷本是要削弱“三桓”，重振公室，可结果却使得季桓子一步步地巩固了权力，更难撼动。走到这个地步，无论公伯寮告密与否，孔子根除世卿专权的目的都注定落空。
劝阻子服景伯惩治公伯寮，显示出孔子已经看清了失败的前景，此时他所考虑的不再是“堕三都”计划能否继续，而是应该在什么时候辞去大司寇的职务，离开鲁国。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儿最终促使了孔子辞职去鲁呢？
《史记·孔子世家》说：“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髙门外。季桓子微服徃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徃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司马迁说，最终是这两件事情逼迫孔子从鲁国出走，踏上了流浪天下的旅途：其一，齐景公在大夫黎鉏的建议下向鲁国赠送女乐，而季桓子接受了这份馈赠；其二，鲁国举行郊祭大典之后，没有按照礼制规定向大夫赠送燔肉。
孔丘
对这两桩事件的真假和意义，其实都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郊祭而膰俎不致，这个事件基本可以确定是虚构的。司马迁所说的这件事，其原始记载保存在《孟子》当中：“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小人固不识也。”
根据《春秋》的系年，“堕三都”计划因郕邑抗命而受阻，发生在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年）的冬天。孔子此后不久即因郊祭不致燔肉而离开了鲁国，时间当在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年）。如果鲁国在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年）举行过郊祭大典，那么《春秋·定公十三年》一定会有记载，因为“国之大事，惟祀与戎”，郊祭天地这么重要的典礼是不可能缺书的。
可《春秋》所记载的最近一次郊祭典礼乃在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5年）的夏天。孔子去国的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年），鲁国根本没有举行过郊祭典礼，又何来燔肉不至之说呢？
至于齐人馈女乐的目的，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分析道：“孔子主堕三都，不啻在鲁国政坛掷下一大炸弹，其爆炸声远震四邻。鲁、齐接壤，并在边界上时起龃龉。鲁国政治有大改革，齐国自感不安。馈女乐，固是一项政治阴谋。”
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鲁国不符合齐国的根本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齐国向鲁国赠送女乐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政治阴谋，钱先生没做细致的说明。馈女乐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齐国有心麻痹、腐化鲁国政治高层。女乐就是齐国射来的糖衣炮弹，一如当年的秦穆公征服西戎所用的伎俩。如果做这种理解，就会使得整个事件的分析偏离正确的方向。
《左传》
春秋时期，馈赠女乐究竟传递出何种含义？齐景公向鲁国馈赠女乐导致孔子出走这件事，不见于《左传》。不过《左传》中却记载了另外两件馈女乐的案例。
其中一件是周敬王六年（前514年）梗阳人为了打赢官司，以女乐馈赠晋国首辅魏献子以求疏通。这属于私人间的暗中勾兑，与目前所要讨论的事件关系不大，姑且置而不论。
另一件则发生在周灵王十年（前562年）：“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良霄、大宰石如楚，告将服于晋”，“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鏄盘；女乐二八。”
在这一年，晋国率领宋、鲁、卫、齐等十国联军伐郑，迫使郑国叛楚附晋。因为楚国拒绝援郑，还扣押了前往楚国告急的使者，无奈的郑简公只得在晋国的高压下表示屈服。以“女乐二八”献于晋侯，正是表示通好于晋的意思。
《史记》说齐景公之所以要向鲁国赠送女乐，是因为害怕孔子为政，鲁国称霸。这大概就是根据郑国馈送女乐于晋的故事敷衍推论而成。
春秋形势图
但实际上，齐、鲁两国的邦交关系同当年的晋、郑不可同日而语。且不说自周敬王二十一年（前499年）起，鲁国就正式背叛晋国，加入了齐国主导东方联盟。单说鲁国此时的现状，世卿专权，内忧深重，与齐、晋等大国列强的国力更是相差悬殊。单凭孔子一人之力，怎么可能将鲁国推上中原霸主的宝座？齐国又何来畏惧鲁国称霸的忧天之想？
真正让齐国忌惮孔子的恐怕是这一点：周敬王十九年（前501年）阳虎叛乱失败，逃往齐国；周敬王二十年（前500年），侯犯在郈邑起兵反抗叔孙氏，失败后又是逃往齐国；周敬王二十一年（前499年）公山不狃、叔孙辄举兵反对孔子堕费，失败流亡，目的地仍然是齐国！
也就是说，支持鲁国“三桓”的家臣叛乱本是齐景公制约鲁国的一张王牌。现在，随着孔子“堕三都”行动的推进，家臣叛乱被次第铲除，往后齐国再想干预鲁国内政便没了抓手，这才是齐景公真正担心的事情。
孔丘
为此，他必须要想办法离间季桓子与孔子的合作关系。而此时的季桓子呢，他明知孔子的政治立场是打压“三桓”、力挺公室，却仍与之保持合作关系，还不是因为忌惮家贼与齐国内外勾结，称兵作乱吗？
两害相权取其轻，孔子的作风固然强势，可他毕竟就是个文人，手里没兵就难以构成威胁。现在齐景公主动向季桓子示好，馈送女乐，传递出的该是修复关系的信号。
如果齐国与季氏的关系转暖，不再支持流亡的反叛势力，季桓子最大的外部威胁就将解除。受赠女乐之后“三日不听政”，季桓子志得意满的心态已经溢于言表。对内镇压了费邑反叛，对外争取到了齐国的支持，在鲁国的这盘大棋局上，季桓子已经建立起了不可撼动的优势。此时与孔子的合作已经不再是必须，更何况孔子还念念不忘削弱“三桓”呢！
于是乎，孔子瞬间沦为了一枚弃卒，被季桓子从棋盘上撤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