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箭是不是“古代打仗的第一选择”这个不好说。但如果说弓箭“瞄不准，射不死”，就一定错了。
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中，有射箭一项。既然现在的运动员可以射中10环，古代的弓箭手们，想更有“准头”，也不是不可能。
《列子·汤问》里，有一则“纪昌学射”的寓言，说古时有一“善射者”叫甘蝇，他的弟子是飞卫，飞卫收了个徒弟名纪昌。飞卫教纪昌射箭，让他用牦牛之毛吊一个虱子在窗户上，不眨眼地紧盯，十天后，虱子逐渐变大，三年后就如车轮一般了。纪昌再看其他东西，都像山丘一样大。于是，纪昌用燕国牛角做的弓，北方蓬竹做的箭射悬挂的虱子，一箭就穿透了虱子的心，悬挂虱子的牛毛却没有断。飞卫兴奋地夸奖纪昌“汝得之矣！”
当然，这是寓言。但可知，关于射箭的“精准度”，古代就关注到了，并且在“研究”提高的方法。
箭镞能否射死人，可以考古事实说话。
1972年——1973年，发掘的距今3500年左右的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19座墓葬中，有8座所葬死者都中过箭，被射中部位大多是胸部或腹部，常常被密集地射中了十几箭。如M3墓中的20——25岁男子，胸部腹部中12箭，头部臀部也中了箭。有石镞仅射中肌肉，但也有若干箭嵌入骨质，可知他是被乱箭射死。
就中国来说，弓箭发明于何时？
《孙膑兵法》
竹简本《孙膑兵法·势备》云：“羿作弓弩，以势象之”。《墨子·非儒篇》亦称“羿”发明了弓箭。《淮南子·本经篇》说，尧之时天有十日，后裔射落九日，留下了一个太阳。《周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刻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吴越春秋》说是神农、黄帝发明了弓箭。《世本·作篇》说，弓箭是黄帝的臣子发明的。
其实，这些古文献的记载，都把弓箭的发明说得太晚了。
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至晚在距今约3万年的时候，中国旧石器人群，已经懂得用石材打制箭镞。
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村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了用薄燧石长石片制成的箭镞，放射性碳素测定距今2.89万年，正负1370年。从此时箭镞加工精细，前锋锐利等状态看，中国远古人类使用弓箭的时间，或许还要前推不短时间。
比峙峪村遗址稍晚的山西下川遗址中，发现了更多的以黑燧石打制的石镞。
新石器时期，弓箭的使用有了大步发展，这从众多遗址中发现的箭镞选材、加工和形制均可看出。
总之，弓箭最初是上古先民的狩猎工具。后来才被作为兵器用于战争。
“弓箭”之“弓”，从制作上来说，发明之后很长时间内，应该没有大的变化，只是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精细。这使弓的射程越来越远，精准度越来越高。
商代的“弓”，从出土痕迹看，长160厘米，上面常镶有玉、象牙和铜质的珥。
《周礼·考工记·弓人》所记录的“干、角、筋、胶、丝、漆”六种材料之“巧者和之”，反映的，是西周初期的制弓工艺，已经令人叹为观止。
西周初年，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居于黑龙江流域的肃慎人给周成王贡献了他们使用的弓箭作为贺礼。成王赐予肃慎人“封号”。那个时候，黑龙江流域，已成为周朝北疆。
“弓箭”之“箭”，新石器时期，主要以“角”和“石”制之，尽管精细、锐利、磨制等等方面逐渐进步。肃慎人进贡的，就是“石矢”。
进入青铜器时代后，出现了“铜镞”。
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格斗兵器”和“远射兵器”。后一种，便是“铜镞”。
商代“铜镞”出土数量大大增加，说明中国在此时达到了青铜文化的高峰。河北藁城台西发现了枝干完整的箭，长85厘米，箭镞规整，凸起的镞脊两侧伸出偏平的双翼，两翼末端带有倒刺，显然具有很强杀伤力，射入人体后很难拔出。
弩
周代，“弩”开始出现。
东周时，装有青铜机的弩，被加快装备军队。
河南、河北、湖南、山东、四川等地战国墓中，都有青铜弩机发现。
“弓”需要靠一人的臂力拉开。“弩”则可以手拉、脚蹬、腰引，甚至安装绞车，用数人或牲畜之力拉开并将箭射出。因此，射程大增，杀伤力强大。
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齐军埋伏善射者万弩，瞬时俱发，大败魏军。
弩
“弩”是“弓”的延伸，是“弓”的升级换代，逐渐成为冷兵器时代的王者。
至于秦军擅长使用弓箭；汉代“弩”的进化，等等，就不去多说了。
宋代，热兵器逐渐兴盛，“远射兵器”弓箭，才慢慢相形见绌了。
关于弓箭“易于消耗”，这要看当时交战国的实力了——实力强便充沛，实力弱则短缺。
著名的传说，是《三国演义》的“草船借箭”。不过，将此作为“演义”来看就好，当不得真。《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均不载此事。曹魏郎中鱼豢撰有《魏略》，说到建安十八年（213年）濡须口之战，孙权曾乘大船到曹军前视察军情，曹军万箭齐发，孙船一面见面后掉头，使“箭均船平”，够不够十万支箭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件事不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更与诸葛亮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