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阳位于南阳盆地的东北外缘，距离南阳大约210华里，北扼著名的“方城缺口”，正处在黄淮平原与南阳盆地的交界地带。它既是南下进攻南阳盆地、襄樊盆地的桥头堡，又是北上用兵中原的咽喉要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所争。西汉之时的昆阳城池虽小，但其城防设施却十分坚固，原因即在于此。
刘秀的战略方针
更始元年（23年）三四月间，更始军占领了昆阳，表现出了兵锋直逼洛阳的进攻态势。当王莽派出的大军出颍川南下时，在更始政权中担任太常偏将军的刘秀曾率数千军士在阳关聚（今河南禹州西北）实施阻击作战，后因寡不敌众，刘秀遂引军后撤至昆阳。
当时在昆阳城的更始军将领，有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五威偏将军赵馲等人，诸将所领军卒，总计约在八九千人左右。
面对气势汹汹杀来的强敌，在兵力上处在绝对劣势地位的更始将领们普遍产生了畏敌怯战的情绪，他们“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即打算分兵不战而退，大家各自逃命。刘秀强烈反对这种自取灭亡的决策，他主张坚守昆阳，待机破敌，并为诸将分析形势说：
“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
刘秀的分析，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是因为，当时南阳郡战场的重心，是宛城的攻坚战，刘縯率10余万更始军主力围城数月，破敌已指日可待，如果昆阳的更始军不战而退，就会使莽军长驱直入，对正在攻打宛城的更始军形成前后夹击，如此，更始诸部确实就有被莽军各个击破的巨大危险。
相反，坚守昆阳则可以保持更始军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又可以阻滞莽军的大举南下，为保障主力攻取宛城争取宝贵的时间。如果宛城在握，即便昆阳等地失守，更始政权仍将不失全局的主动。
然而刘秀的意见起初并未说服已无斗志的王凤诸人，面对刘秀的指责，他们还大光其火。正在此时，王莽的大军“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王凤等人见状，只好放弃南逃的打算，转而请求刘秀制订应敌之策。
刘秀
胸有成竹的刘秀提出了坚守昆阳，以迟滞、消耗莽军兵力，同时外搬援兵，再伺机内外夹击敌军的作战方案，得到众将的一致赞同。
当天夜幕临近时分，王邑、王寻的大军已有将近10万人马抵达昆阳城下，他们从北、东、西三面完成了对昆阳城的包围，只有南门外尚未合围。这时，更始军按照既定的作战方案，由刘秀、宗佻、李轶等13骑乘着夜色从已经布满敌军的南门杀出，前往定陵及郾城两地调集援军，王凤、王常则率部留在城内坚守。
身为莽军主帅的王邑，是个刚愎自用而又不知军事战略的狂妄之辈。早在始建国二年时，他曾以虎牙将军之职领兵镇压了翟义起义，因未能生擒翟义而受到王莽的斥责。此番率领大军南下他抱定每城必克、一路攻杀至宛城的决心。当他指挥大军对昆阳城实施包围时，纳言将军严尤曾表示异议，认为“昆阳城小而坚”，易守难攻，莽军不应在此与敌纠缠，而应当先挽救宛城，主张率部绕过昆阳向宛城“亟进大兵”以击敌要害，“宛败，昆阳自服”。
但王邑却置宛城于不顾，认为自己“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未免太丢脸面。在他看来，人数不多的更始军据昆阳城而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他坚信自己可以““屠此城，喋血而进”，给更始政权一个下马威。
决战昆阳城下
按照王邑的部署，莽军10余万人将昆阳城“围之数十重”，在城外排列了百余座军营，“旗帜蔽野，埃尘连天”。莽军攻城之时，钲鼓之声震天动地，“闻数百里”，气势夺人。莽军架起了高达10余丈的云车，“瞰临城中”，监视守城更始军动静，同时以挖掘地道和楼车撞击城墙、城门的战术日夜攻打昆阳城。
由于城墙的基础深厚，城墙又十分牢固，加上更始军将士的死拼苦斗，莽军的进攻连连失败。王邑见此又改变战术，令军士登云车俯射城中，“积弩乱发，矢如雨下”。守城的更始军及城中百姓到井台汲水，都需要头顶门板才敢出来。异常激烈和艰苦的战斗使更始军伤亡甚重，城中又余粮无多，王凤等自觉难以坚持，便向王邑乞降。
王邑
这时，严尤又向王邑提出改变战术的请求，建议王邑依从“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的兵法，故意放已近失败的昆阳更始军逃出城去，让他们去涣散正在宛城作战的更始军将士的斗志，莽军乘势追杀，必胜无疑。
然而王邑却沉迷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的幻想之中，以为自己已稳操胜券，破城歼敌只在须臾之间，因而不仅又一次拒绝严尤的良策，而且还极其傲慢地拒绝了王凤的请降。
这种情况，反而教育了守城的更始军将士，使他们清醒地看到，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坚守城池才有一线生机，斗志因此而更加旺盛，作战因此而更加英勇。由于更始军将士的顽强抵抗，王邑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皆未得逞，汉家的旗帜，一直飘扬在昆阳的城头。
不久，刘秀、李轶、宗佻等人率领着定陵、郾城等地近万名援军来至昆阳城外。六月初一日（23年7月7日），刘秀亲率步、骑千余为前锋，挺进到距大营约四五里处列阵，准备冲击敌营。王邑、王寻以为这只是小股更始军的骚扰，所以只派出数千人迎战。
为鼓舞士气，保证初战必胜，刘秀一马当先冲向敌阵，“斩首数十级”。诸部将士十分兴奋，他们议论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于是刘秀又一次拍马上前，莽军后退，更始军诸部乘势掩杀，“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这时，刘縯已经于三天前攻克了宛城，但刘秀等人尚未获知此消息。
为了涣散莽军的斗志和激发更始军的士气，有勇有谋的刘秀又出奇计，精心制造了“宛下兵到”的假情报，在送往昆阳城中时故意让它落入莽军之手。王邑、王寻得之，“不䭷”，被昆阳小城阻滞已久的莽军阵营也开始出现骚动，更始军将士则“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
刘秀见军心可用，迅速组织起一支3000人的敢死队，由他率领涉过昆水，从城东迂回到城西，向莽军的中坚即指挥部发起进攻。王邑、王寻根本不把这些更始军放在眼里，又一次犯下了大意轻敌的错误。
刘秀
他们首先严令“诸营皆按部毋得动”，以避免由于无谓的混乱而造成全军不安，然后亲率1万余人“独迎”刘秀的敢死队。刘秀在敌军立足未稳之际，即发动猛烈的冲击。敌军阵势大乱，双方展开混战，莽军副帅王寻在乱军之中被杀。其余各营因有军令而“不敢擅相救”，王邑所部很快就一败涂地。
昆阳城中的更始军抓住战机，迅速从城中“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在更始军的夹击之下，“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正在这一片混乱之际，狂风大起，电闪雷鸣，“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昆阳城北的滍川（今沙河，位于河南鲁山、叶县境）洪水暴涨，心惊胆颤的莽军士兵争先恐后渡河逃命，“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
王邑、严尤等人乘马踏着死尸渡过滍川，逃命而去。就这样，一场决定更始政权和王莽新朝命运的历史大决战以更始军的完全胜利、土莽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此战的评价
昆阳之战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势胜优势的又一典型战例。莽军的总兵力多达42万人，而更始军的总兵力大约不到2万人。莽军不仅在人数上超出更始军21倍，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在装备精良、供给充足等方面也都大大强于更始军。理应成为胜利者的王莽军为何成为惨败者，这是颇能发人深思的。
昆阳之战示意图
更始军的胜利，就其基本原因来说，在于全军将士高昂的斗志和顽强、勇猛的作战。当他们被王莽的大军置于死地之时，能够把对王莽黑暗统治的切齿痛恨化作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能够把求生求胜的信念化作以一当百、猛打猛冲、奋勇杀敌的具体行动，所以才能取得全胜。
而莽军的失败，就其基本原因来讲，则是由于军心不稳，士气低落。莽军士兵的绝大多数，都是强制征调而来的备受新莽黑暗统治压迫与剥削的贫苦农民，他们对王莽也同样充满了阶级仇恨，而根本不愿意为他卖命。所以莽军士兵斗志很差，稍遇挫折便不战自溃。
王莽的大军中并不缺乏军事指挥人才，且不说那数百名担任军吏的“能为兵法者”，从纳言将军严尤几次在关键时刻的谋划来看，不能说他不是一个成熟的将领。但是统率这支大军的王邑、王寻却是极不称职的庸才，他们既没有通观全盘、把握大局的战略远见，又没有具体策划、指挥作战的能力，但是他们又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拒谏饰非，一意孤行，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过低估计了更始军的战斗力，在昆阳之战中接二连三地做出错误决断，终于把数十万大军引入失败的绝境。
人心的向背，就这样决定了双方的成败。在这次战役中扮演了统帅角色的刘秀，之所以会有必胜的信念和超凡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有着较为清楚的了解，对莽、汉两军的人心、士气有着正确的分析。
当昆阳附近的更始诸将打算弃城南逃之际，刘秀敏锐地认识到，昆阳城的守与弃，并非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一定意义上事关更始政权及全军将士的生死存亡，同时，他也看到了昆阳作战取胜的可能性。
所以，他说服了诸将，稳定了军心，制定了内守坚城、外集援兵，内外夹击的胜敌大计。当定陵、郾城两地的更始军将领因“贪惜财货”而“欲分留守之”时，刘秀又说服他们改变想法，全军出动，驰援昆阳战场，保证了昆阳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
因此刘秀实际上是指挥更始军大战昆阳的统帅。此外，刘秀还是昆阳大战中的一员骁将，在数倍于己的强敌面前，刘秀毫不畏惧，身先士卒，杀敌陷阵，极大地鼓舞了更始军将士的勇气。
他用兵果敢坚决，重视初战，善于捕捉战机和连续作战，当取得初步的胜利之后，毅然集中兵力，选择敌军的中坚作为突破口，这种擒贼擒王的凶狠战术，是更始军速胜的基本保证。
作为起义军与新莽军的一次战略决战，昆阳之战彻底改变了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为王莽的黑暗统治敲响了丧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