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争霸、会盟和朝聘是三种最为主要的诸侯国邦交方式。在春秋时期虽然周王朝的王室已经走向式微，但是其礼制和宗法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在春秋初期，诸侯邦交的基本尺度还是“义”，大国的行为还是具有道义和信义，并且是符合礼法的。
但是随着周王朝势力的一再衰弱，诸侯国实力的一再崛起，混乱的社会局面产生了不利的社会风气，进一步瓦解周王朝的统治，以义为先的信条也在冲击之下摇摇欲坠。
在这一过程中，诸侯国之间的整体意识逐渐衰退，转而变为个人利益优先的个人主义，不再对周王朝抱有崇敬之心，之后周王朝的统治彻底瓦解，春秋诸侯之间的邦交也就成为了各自国家利益考虑的“事利”行为。
争霸的特点由“树德立威”变为“因时制宜”
在春秋初期，周王朝虽然已经开始日益衰弱，但是因为大国之间的宗法关系依旧存在，因此尽管大国之间争夺着霸主的地位，但是总体来说还是相互扶持的，大国只是吞并了一些小国来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增强自己的国力。
在宗法关系的影响下，大国之间的争霸是建立在尊重周王室的基础上“树德立威”，以此来惩罚那些违背周王朝命令的，或者是那些有违法度和礼制的小国。
郑国是春秋时期第一个强国，《左传》评价了郑庄公争霸的行为，认为他是根据周王的命令来征讨那些不合法度的小国，但是并不觊觎或者贪图这些土地，是拿自己的功勋来换取自己的王爵位置，但是实际上郑庄公成为了黄河中下游的第一位霸主。
因此郑庄公是史书中以德服人的典型范例，受到许多史学家的称赞，是后来大国争霸中树德立威的先例。
在《左传》中有记载，在鲁隐公十一年，小国许国没有按照礼制向周王朝进贡品，因此郑庄公认为许国这种行为是缺乏法度的，应当受到惩罚，于是他联合齐国和鲁国对其进行征讨，很快就攻陷了许国的都城，于是许国就成为了这三国的战利品。
齐僖公将许国让给鲁隐公，但是鲁隐公并没有接受，因为他认为征讨许国是因为其不守法度，在征讨之后其实许国国君已经受到了惩罚，这时如果再抢占许国必然是不符合道义的行为。
因而他将许国交由郑庄公处置，而他也没有吞并许国，而是扶持了许国国君的弟弟，让其管理许国政务。
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郑庄公果然是以德服人的典范，一直在坚持“大义”的信条，同时也可以看出义理在春秋初期极其重要的位置，树德立威的理念也深入人心。
因此郑国、齐国、鲁国三国才能做到对于许国的处置极具道义，这时的诸侯国还是更加相信信念的力量，没有被利益冲昏头脑。
在鲁宣公十二年时，因为楚国攻打郑国，晋王决定援助郑国，但是当时担任军队统帅的随武子却不赞同晋王的决定。
在《左传》中有记载随武子的理由：
“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这表明楚国攻打郑国是用德行来惩罚郑国，是师出有名的，而晋国如果贸然相助，必然不会有好处。后来晋国军队的副统帅却认为如果晋国不相助，有堕晋国的威名，因此私自出兵最后大败而归。
从中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对于义理的看重，认为武力是抵不过德行的，因此树德立威才是正道。
到了春秋晚期，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争霸观念已经不再是之前的以德服人，反而转变为“因时制义”，意为此时的诸侯争霸已经不再是以“义”作为出师征讨的名头，也不再固守道义，转而投向利益至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而实践国家的道义。
比如在春秋晚期，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在处理越国的问题上有所迟疑，不知道是应该彻底毁灭越国还是保存越国，与越国求和，但是让越国对吴国俯首称臣。
吴王想要效仿春秋早期的霸主们，以树德立威来称霸于诸侯，但是其部下曾经对其表示过反对。这在《左传》中有过相关描述，伍员指出越国不可留存的理由：
“……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仇，后虽悔之，不可食已。”
但是吴王没有听取部下的建议，放过了越国，而越王卧薪尝胆最终灭亡了吴国。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诸侯国之间树德立威的观念已经逐渐消亡，并且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套称霸模式也不再适用。
会盟的特点从“信以行义”转变为“事利而已”
在春秋前期，会盟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建立或者巩固诸侯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或者联合一起讨伐那些违背周天子命令的小国，在信义的支持下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实现对于王室地位的维护。
比如在鲁僖公七年，齐桓公召开“宁母之会”召集其他诸侯国想要征讨郑国，郑国太子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想要和齐桓公里应外合。
齐桓公将此事告知管仲，询问管仲的意见，管仲立刻请求齐桓公拒绝郑国太子的计谋。
在《左传》中有对管仲反对理由的描写：
“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
最终齐桓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了信义，实现了“信以行义”的价值标准。在当时统治阶级都认为大国必须遵循信义，这样小国才会敬佩大国的信义从而依附大国，而大国才能实现自己的霸主地位。
当时等到春秋后期，会盟就不再是诸侯国缔结友好关系的场所了，会盟的整个流程也不再讲究信义，而是一种明面上对于霸主地位的争斗。
诸侯们会为执牛耳的人选争论不休，会争夺歃血的先后次序，因为这些仪式都象征霸主身份和霸权地位，因此诸侯们想要夺得其主导权以此来表明自己的霸主地位，从而让其他国家依附听从自己。
同时会盟上的誓言也变得毫无价值，诸侯国之间会频繁地背信弃义，违背盟约。曾经宋国和楚国的誓言是“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但是双方还是违背盟约的时候多，因此大国之间的诚信体系逐渐崩坏，国家盟约也失去了其公信力，会盟的邦交原则完全失效。
在这时反而小国才是信守诺言的代表和典范，因为小国国力虚弱，需要仰仗大国，因此恪守自己的诺言也就显得更加重要。
同时如果小国不守信义，那么大国出兵讨伐就更加师出有名，小国甚至会失去微薄的道义上的力量，小国为了在大国的夹缝之下生存就必须要恪守信义。
朝聘的特点由“敬让明义”转变为“献物献功”
朝聘是指当一个国家的新国君即位时，小国会前往朝贡，大国则报聘。这是诸侯国之间的正常邦交活动，是维系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事件，常常会用来商议国家大事。
在春秋早期和中期，朝聘两国之间以礼相待是基本原则，如果接受朝聘的国家倨傲挑衅，那么会引发两国之间的不良情绪，从而造成严重后果，甚至会使得双方关系破裂。
比如在《国语》中就有记载，晋国使臣郤献子前往齐国报聘，但是齐顷公却让妇人前来观看并且笑话郤献子，他勃然大怒，回到晋国后，就请求讨伐齐国。从这其中可以看出，在那时不敬的言行常常会引来严厉的指责，甚至会使得两军交战。
但是到了春秋后期，朝聘反而成为了大国盘削小国的手段，已经沦为一种敛财的方式。晋国曾经要求郑国朝见晋国国君，但是其实只是为了让郑国前去朝贡，为了满足晋国人的贪欲而已。
在《左传》中记录了郑国子产的不满情绪：
“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
虽然大国此举极大地伤害了小国的利益，但是小国为了在艰难的困境中生存就只能依附大国，不断向大国进献。
在春秋时期，争霸、会盟和朝聘是最为重要的邦交形式。因为在春秋初期，周王室的影响力尚在，而宗法关系尚存，因此大国之间的道义、信义和礼义尚存。
但是随着周王室的没落和湮灭，诸侯国之间的明争暗斗逐渐现出水面，大国之间逐渐开始更加注重自己国家的利益所在，逐渐抛弃义理，只是不断地为霸主地位而努力，用自己的实力盘削其他势弱的国家。
参考历史文献：
《国语》
《左传》
《吕氏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