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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后可以请出商山四皓有愿采纳其治国方案的因素

大概从汉九年(前198年)开始,汉高祖刘邦愈发觉得,太子刘盈不像自己,不是做皇帝的料,于是多次想要废掉刘盈的太子之位,将其由接班人变成普通的诸侯王,而将当时是普通诸侯王的赵王刘如意改立为太子。

但在改立太子的事情上,刘邦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其压力来源有三。

一是太子名分早定,没有明显过错,不该被废;二是太子乃是嫡子,自古都是立嫡、立长,少有立贤的,废长立幼的教训比比皆是;三是来自包括御史大夫、太子太傅在内的一众老臣的压力。

但刘邦始终想改立刘如意为太子。为此,作为刘盈亲妈的吕后如坐针毡,请留侯张良为其出个计策,留侯张良向吕后推荐了商山四皓。

按照留侯张良的说法,汉高祖刘邦虽然求贤若渴,但商山四皓却坚决不出山。如果刘盈能把商山四皓请出来,刘邦见到之后,一定会感叹刘盈的才能,断了改立太子的心思。

后来果如张良所献计策那般,刘邦看到商山四皓,大惊,从而认为太子羽翼已成,断了改易太子之心,“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

刘邦

为什么刘邦三请四催都请不到的商山四皓,能被时为太子的刘盈请到呢?为什么商山四皓不愿辅佐汉高帝刘邦,反而愿意辅佐汉高帝刘邦眼中不是帝王料子的刘盈呢?

顺着历史脉络来分析,吕后应该向商山四皓使用了“杀手锏”——承诺太子刘盈上位,那么西汉将会把“黄老之学”定为官方显学,并且依靠“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治理国家。相信再也没有什么条件比这个更能打动商山四皓的了。

在历史上,从汉初到汉武帝之前,西汉一直是用“黄老之学”来治理国家的,到了汉武帝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历经三朝,她本人更是“黄老之学”最大的支持者。

而商山四皓,是秦汉交际时黄老学派中的领军人物,如果吕后是这样的承诺的,商山四皓不可不能不出山。在《留侯世家》中记录了吕后请出商山四皓的三个方法:一,语气谦恭的一封太子书信,代表着吕后对四皓的态度;二,金玉璧帛的厚礼,代表着吕后对四皓的诚意;三,请“舌辩之士”跟着去,一起说服四皓出山。

商山四皓也是当年去过咸阳见秦始皇的人物,一封书信和厚礼就能把他们请出,这不太可能。因为比起“未来皇帝之位”来说,吕后所给的这些都是小恩小惠,太轻了。而且太子刘盈后来当了皇帝之后,商山四皓也跟着退隐了,这也说明了“四皓出山”也不是因为汉朝的官禄爵位!

商山四皓

那商山四皓最终出山应该就跟第三条有关了——“舌辨之士”。“舌辨之士”到底得到了吕后什么样的指示?又向四皓承诺过什么?又是如何说服四皓出山的呢?答案应该只有一个——黄老学派的治世理想和道统传承。

对于士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我们都知道,任何一门学说,是否能实现其治世理想,或者它的传承是否久远,都要看这一门学说是否能得到当朝统者的需要。比如秦始皇为了推行“大一统”的理念,因此法家学术因此成为了秦朝的官方显学,那么法家人士就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一门学说,来实现自己治国理念。

而黄老之学想要传承久远,唯一方法就是能被当朝统治者所重用,如果他们的学说成为了官方显学,那么“黄老之学”将会与国同休,长长久久。

吕后去请商山四皓的时候,其实这四位老人已经白发苍苍,到了他们那个年纪,也没有多少活头了,能看中的东西必然也不会多。但是,他们本是黄老学派中的领军人物,将自己门派的学说传承下去,这就成了他们这几位老人必须要完成的使命。

而此时西汉初建,国家病弊,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更是符合西汉的治国方略,因此,以吕后的聪明才智,她不可能不知道对症下药,请出商山四皓,既可以保住太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并且国家“无为而治”,又可以让西汉重新焕发生机,可谓是一兴两得。

商山四皓

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证据呢?有的。先来看看商山四皓的生平事迹,然后再结合汉初执行的“无为而治”,看这个思路是否正确!

“四皓”,即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他们曾经被秦始皇召入咸阳。

秦始皇用军事统一了六国疆土之后,但是六国的文化并没有被统一。周朝八百年来的割据与战乱,使得当时的中土变成了人间炼狱。为了寻找出一条救世之道,各大贤纷纷入世救世,他们著书立说,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时期四分五裂的土壤环境,这才催生出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

但随着乱世的结束,一个统一的国家,只能存在一种文化,一种符合国家生存发展的新文化,而不是所谓的“百家争鸣”。

因此,当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他召集天下士人集聚咸阳,想要利用各个学派的学说来取长补短,然后再合力打造出一个符合秦帝国生存和发展的新文化来,因此他专门为此设立了“七十博士议政制度”。

然而,这一次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文化”运动,开得并不成功,而“七十博士制度”也成为了秦朝崩溃的“加速剂”!

秦始皇

首先,最能为“大一统”作理论支撑的是法家,秦始皇最看中的就是韩非所说的那一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而第一个被淘汰的就是儒家的“克己复礼”,因为儒家尊崇的是周朝的“礼乐制度”和“重建诸侯”。

其次,在咸阳酒会上,当公子扶苏的老师、大儒淳于越炮轰秦始皇的时候,就为这一次“统一思想”运动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在酒会上,淳于越先把李斯、周青臣等法家大臣说成误国误君的奸臣,然后又把“郡县制”全部说成了秦始皇的过错。

其三,大儒淳于越提出的“依古制重建诸侯”,与李斯的“三代不相袭,五帝不相复,时变异也”,拉开了“师古”与“师今”之争,即分封与集权的理念之争。

这两种理念之争,不但不相融,反而是基于完全否定对方,上升到了你死我活的政敌关系。这也是秦始皇不想看到的,但竟然针锋相对到了如此的地步,又为始皇帝的“焚书”事件埋下了伏笔。

咸阳酒会之后,秦始皇大为愤怒,也大为失望,于是在高度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焚书事件”爆发之后,天下士人也对秦始皇大为失望,他们也各自纷纷离开了咸阳。

商山四皓

而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这四位黄老学派的士人,也发誓“不食秦禄”,离开了咸阳,退隐在商山(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一边耕田种地,一边发愤读书。

他们这一隐,就隐到了刘邦西汉王朝的初建,到他们出山的时候,都已经八十几岁了。

刘邦以前走马江湖的时候,一看到读书人就嬉笑怒骂,甚至还在儒生的帽子里拉过尿,所以留下了“轻士善骂”的恶名。因此当刘邦力邀商山四皓出山的时候,都被四皓拒绝了。

而吕后在邀请四皓的时候,她却做到了极致,先是让太子刘盈把身段放得极低,然后又派遣“舌辩之士”同去,向四老承诺将黄老之学用来治国,这一下子就把商山四皓请下山来了。史书上记载了商山四皓和刘邦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

历史记载中的商山四皓,只为刘盈献过一计,其所献计策又与汉高帝的行事风格大不同。

当时,淮南王英布起兵谋反,刘邦身体欠安,意欲派太子刘盈去征讨英布,当时的刘盈虚岁十五周岁十四,已经做了九年的太子,理应为父皇分忧了。

刘盈

但商山四皓却认为,由刘盈去平叛非常地不妥:“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无功必矣。”

商山四皓的观点,其实大谬。

第一,太子虽然已是太子,但如果太子没有像汉高帝一样展现过帝王雄风,像英布那样蠢蠢欲动的诸侯王并不会把太子刘盈放在眼里。后来太子刘盈袭号为帝,连吕后都不把刘盈放到眼里,说杀当时的诸侯王就杀诸侯王,刘盈想保护都保护不了。

第二,如果认为辅佐汉高帝平定天下的枭将不会在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听从太子的将令,待到老皇帝咽气,岂不是更不会听从太子的将令?

可见,商山四皓的本事也不怎么样,而其主意,主要还是所谓的无为。

那么,在历史上,可以看到汉代从初建开始,确实都是用“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治国的,“文景之治”后,国家强盛,民间富足,“黄老学说”作为汉朝官方显学,一直到了汉武帝时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刘彻

汉武帝时代,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已经严重阻碍到了汉武帝推行“北击匈奴”和“中央集权”的军政大计,再加上“七国之乱”后,民间军民厌战,汉武帝只能从儒家中选择了公羊学派的“大复仇”思想,在民间搞起了大宣传。

因此,在董仲舒这位空前绝后的儒学大宗师的打造之下,汉武帝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才一举奠定了之后中国两千多年“尊儒”的政治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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