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继先父之业而为君，同时也继承了先父留下的人才班底，但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思想指导终使他将旧班底的人物逐步抛弃，并组建了听命于自己的臣属集团，汉武帝时期的臣僚组成的全新政治集团与汉初无为而治的政治集团截然不同，这些政治集团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法家思想为手段，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篇章。那么，如何评价汉武帝时期的臣僚们政治集团，这一期间又发生怎样的历史现象呢？
统一思想的政策让异学之士怀才不遇
朝廷开辟了广泛的征才之路，但在“罢黜百家”刚刚开始的背景下，并不是任何有才能的人物就会脱颖而出，只有那些在朝廷独尊之学上有成就、有创见的人才才会得到政治的青睐。
公孙弘、主父偃多年受挫，及后来改学儒术并将其用之于当朝政治建言时才步入人生的通途，而朱买臣熟读《春秋》，一出仕就成为皇帝近臣，可见思想选择对个人政治活动的意义。
当社会的指导思想定于一尊时，与之不相符合的人想凭学识进入仕途通道，要么就要像主父偃那样实现政治理念的转换，要么就会像汲黯那样遭受压抑和排斥。思想一尊并非社会幸事，而社会的不幸，正是首先要由持有异学的个人直接分与承担。
推行儒家思想到社会的“正统地位”
定为一尊的思想不仅仅只是承担社会的教化功能，它也有一种政治实践化的要求。公孙弘和倪宽正是充当了儒家学说的政治实践者才在朝中大得彰显。
他们两人并无多少理论建树，但公孙弘以身自躬行的行为特征表现了儒家的为臣之道和处世方式，倪宽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施政措施，向人们展现了儒学的礼仪典式及其对社会政治的许多合用性，以实践化的推进稳定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无论思想一尊对社会的意义如何，力行这一思想的人物都是当朝的幸运儿。能够把一种思想学说推进到了政治实践领域，当然也是理论本身与实践人物的双方幸运。
臣僚集团内部斗争加剧，导致政治开始走向腐败
同朝治政的臣僚是系之于王朝兴衰之上的利益相同的政治共同体，但由于思想指导、价值理念、行事方式和个人品性的不同，政治实践中必然会发生相互间的对立和摩擦。
在专制集权的政治系统中，正常的矛盾纠纷不是通过辩论、说理及规范的程式来处置，而总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来解决。
公孙弘对许多同的排挤、主父对他人阴事的揭发以及他遇到的报复，张汤对众人的打击及朱买臣等人对张汤的陷害等等，正显着汉朝臣僚们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的复杂图景。
专制体制中没有政治矛盾及个人纷争正常解决的必要程式，缺乏同僚们规范竟争的渠道，因而使构陷和暗算成了人们消除异己、保持禄位和晋阶升级的有效手段，堂堂朝政坛于是成了阴谋和诡计充斥的场所。
同时，社会没有从根本上竖起推动社会进步和以民为本的标杆，放弃了如文帝刘恒朝廷那样的道德理念，臣僚们的对立较劲几乎成了有利害而无是非的纷争。
窦要与田纷的相互排斥造成惨剧、张汤过手的狱案之决，都说明专制体制最终是以君主意志定是非的，在是非不清的地方由君主好恶定是非，这也合于君主专制的要求与逻辑。
这样的是非判定引导臣僚们朝着顺承君意、看风使舵、献媚求宠的方向去处置政务和塑造人格，而这种官场之风必然促使政治文化走向腐败、堕落之地。
汉武帝认可的臣僚不被下层民众和历史认可
刘彻的朝廷大兴事功，臣僚不少，这些臣僚各为当朝政治活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考察这些臣僚，可以发现当朝的君主和臣民对许多人的评价并不一致，有时甚至会截然相反。
君主认为公孙弘、张汤、主父偃均是难得的良臣，而同代的臣民却很难认可;汲黯被君主斥为“愚”而不愿接近，他却在下层民众中颇有声望，这种评价的分歧是由于立场的差异和期求的不同而引起的。
专制制度是君主一手倡导的，它在现实中总是向君主一方偏斜，因此，得到君主肯定的人物总是风光一片，而君主不赏识的人总要经历一番困顿。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一个人哪怕曾经为君主所轻视，但当民众对他有极好的评价时，君主也会重新审定自己的往昔评价，大多会由轻视变为器重。汲黯治东海和准阳，卜式治理缑氏和成，倪宽治理京，他们最终让刘彻更加看重，就是因为清醒的君主更看重民众的意志和社会的安宁，能实现地方治理和社会安宁的臣属，自然会在君主的动态评价中获得不少加分。
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民众的评价是最能与历史的评价相一致的，因为历史的进程总与民众的心愿更相一致，在民众与君主的认识分歧中，唯有历史是更多地偏向于民众一方。
处在一种偏狭的政治系统中，那些善于阿世的精明人物不乏人生的辉煌，但却常被岁月丢弃，历史映照出的是他们的猥与卑;被人们高度评价的历史人物常被现实冷落，却往往得历史的敬佩。
虽然武帝时期经常发生臣僚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及非儒学人士的怀才不遇的事件，但这并不妨碍这段时期成为汉朝历史上的“高光时刻”。武帝时期一些臣僚虽然后世评价一般，例如主父偃和张汤，但是这部分臣子却帮助武帝维护了汉王朝的统治。稳定统治加之大规模的对匈战争让很多文人墨客有“场面”可写，成就了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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