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崩而春秋分，群雄之逐鹿，王霸之道横行，在这样纷乱的时代也同样是是群英辈出，在周朝以前掌握着生产资料的贵族逐渐向着士人下沉。
士人随之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并逐渐为各个国家或者统治者所看重，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是一个有着统一与强大需求的时代，也是一个碰撞着不同思想火花的时代。
士人与统治阶级各有所需，一个是为了功成名就，一个是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称霸中原的需求也是保存自己的迫切需求。
因此对于人才的重视与渴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在这样大大小小的战役之中、在这样风云变幻、瞬息万变的争斗之中，无不充斥着每一个士人与才子的智慧与谋略。
而战国四公子之所以是至而今依旧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甚至引为榜样，便是他们对于各式各样门客的接纳与重视，以广收天下之英才而闻名。
但是这样对人才的重视与接纳，最终却并没有使得这四个国家，借此变得更加强大，甚至是为秦国所覆灭。
秦国似乎并没有出过与战国四公子并称的人物的出现，这些各种缘由，或许才是真正值得去探讨的地方。
所谓广纳贤才
首先不得不提及的战国四公子的存在，虽然是身为的贵胄之后，古往今来的分封制与等级观念，虽然令他们在朝堂之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但是这并代表着他们能彻底左右朝堂，乃至统治者的观念与想法，在很多政治决策之上，哪怕他们拥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智囊团，也是在经历了数个层级之后，才能将正确的意见传达。
在这样的情况下，假设战国四公子所收纳的其中大有真才存在，其抱负与政治谋略也有着非常之大的阻力与非常之差的效率。
换言之就是在战国四公子麾下成为幕僚，很难成就一番事业，不仅仅需要面对与统治者不同的想法，也需要面对着与四公子们的不同想法的争斗，跟不要说在幕府之中的同级争斗。
其次战国四公子所谓的广纳英才，其实本质上并未彻底重视，甚至将士人放到一个平等的地位之上，他们的存在对于四公子的来说，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
战国四公子所在的各个国家，本质上依旧是旧有的贵族势力，或者旧有的士族势力所占据的地方，门阀制度之重、思想等级之重，并非是短时间而能够改变的。
因此通过战国四公子来实现阶级地位的上升，基本上是非常难做到的，因为四公子本身就是一个旧有既得利益的获得者。
故此这些投靠于四人的士人，往往很难实现自己的目标与理想，或者仅仅是想找到一个能提供安稳之地的处所的庸才罢了。
秦国的纳才
而从另外一个的角度上看，为何秦国并没有出现过与战国四公子齐名的人物，却能够统一中原，建立大一统的大秦帝国也能从一定的角度说明问题。
不得不提的是，秦国位于西北之域，早期并不为中原各个国家所重视，甚至戏称其为养马的低贱人。
这样的称呼说明了一些问题，首先便是秦国在建立之初，便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个方面都全面落后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在早期在解决温饱，且自足上尚且十分困难，而早期的秦王因为一个许诺之地，而开始了他们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战养战的征伐。
这样的情形意味着秦国早期的环境非常之差，百姓也人人皆兵，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而这样的情况一直维系到秦穆公而开始改变。
倘若非要为秦国设立一个同战国四公子一样广纳贤才之人，那应当首推秦穆公，面对长期的战争征伐，秦穆公深知这种建立在战争之上的政治策略很可能将秦国带向深渊。
为此寻求稳定的发展，如何让秦国休兵养马，走向发展的道路成为了秦穆公心中的主要方向，而求贤令的发布便是代表着秦穆公的决心。
而这种决心之大，不仅仅是将有才之人放至平等的地位，甚至愿意同他奉献半壁江山，这样的做法与决心，较之战国四公子的广纳贤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商鞅与秦穆公的一拍即合，不仅仅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命运的交际，这样由统治者的贤明与信任，甚至自己成为旧有势力的抵抗者，与商鞅并肩而行。
这样的旷世盛景，在古往今来的封建王朝之中是少之又少，但君贤臣明却是在秦国逐渐走向强大的路上出现了几次。
结语
封建王朝最大的弊端，便是在于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在于君主是否具有极强的大局观与辩才用才之能。
但商鞅的法制令得这样富有主观性、富有随机性、具有极大危险性的事情，降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这样的严苛的法制，令得秦朝哪怕在经历了碌碌无为的君主统治之时，也能够维持基本的稳定与发展。
但在遇到鲜明的君臣之时便会如同开足了马力的四驱车，大踏步地向前飞跃，张仪、陈轸、白起、王翦、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的出现，这些外族之人令得秦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这些人在秦国得到的重视与发展，地位之高，权势之大，是战国四公子麾下的幕僚所难以企及的。
这种对于贤才大才的重视与毫无保留的信任与重用，才是真正的广纳贤才，才是真正的对于人才的重视。
而战国四公子在幕府之下，养士万人，不过是集小才而无举大谋，览贤名而无进用才心，是否真正的用才识才，往往由实践与时间可以看到。
是否沽名钓誉，是否对人才抱有饥渴与重视之心，在秦国几番以他国人之为相而逐步发展之下，横扫六国，最终一统，似乎早已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