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大秦帝国》最后一部《大秦赋》剧集已过半，虽然目前其评分和口碑下降严重，但还算称得上是一部合格作品，整体上还是还原了很多历史史实。剧中的人物众多，其中，由段奕宏饰演的吕不韦让人印象深刻。
作为经典故事《奇货可居》的“总导演、总编剧和总策划”，吕不韦可谓是成就秦始皇的核心人物。然而，正是由于“奇货可居”太过传奇，留给后人的遐想空间和谈资太多，直接导致了后人对吕不韦的认知出现了片面和偏颇。吕不韦在历史上的名气虽然极其响亮，但一提起吕不韦，人们脑海中的第一反应他就是个投机分子，浑身充满着商人的奸诈、狡黠，而且私生活混乱，个人品行极差，紧接着就好奇起他与秦始皇的血缘关系。
但是，借助《大秦赋》的潮流，我们重新全面的看待吕不韦，会发现他绝不仅仅是一个投机商人，抛开他与秦始皇、赵姬、嫪毐等人混乱的关系不谈，吕不韦对秦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有着巨大贡献。
那么，他到底做过哪些有贡献的事情呢？
一、稳定秦国朝局和国内秩序。
从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到公元前247年秦王嬴政即位，仅仅四年多的时间，秦国先后经历了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三位国君的离世，尤其是秦王嬴政即位时年仅十三岁，秦国的朝局十分动荡；另外，根据《史记·秦本纪》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吕不韦在嬴政即位初期还遇到了连续的旱灾、蝗灾和瘟疫。“秦王政三年，岁大饥。……四年，蝗虫自东方来，敝天……天下疫。”
可以说，吕不韦接手秦国实际大权的时候，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朝局动荡，他通过“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等非常规措施，借助富商、地主等群体的力量，充分调动了国内的物力和财力，稳定了秦国政治秩序，保障了权力的平稳交接以及军队后勤。
二、攻三晋，破合纵，攻城略地。
吕不韦掌权之后继续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不断派兵攻打韩赵魏三国，仅仅五年的时间，就攻占了数十座城池，三晋的上党郡和太原郡相继被秦国占据。其中，意义最大的当属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吕不韦派大将蒙骜率军攻占了韩魏东部国土，然后设置了东郡。
东郡的设置意义非凡，因为从地理上来看，秦国位于西方，齐国在东方，楚国在南方，燕国在东北方，韩赵魏位于中间。从战略上讲，六国容易在南北方向上联合形成对秦国的压制，也就是所谓的“合纵”。而东郡的出现相当于将位于中间的韩赵魏拦腰切断，不仅阻隔了燕、赵与魏、韩以及楚国之间的联系，还第一次让秦国和齐国的国土接壤，更是在战略上造成对赵、魏、韩三国侧翼包围态势。如果让秦国在东郡稳住阵脚，六国再想合纵攻秦就会难上加难。
于是在第二年（241年），韩、赵、魏、魏、楚、燕五国尽最大努力又组织了一次合纵，由赵将庞暖指挥攻秦，趁秦军在新占领地人心不稳的情况下节节胜利，深入至函谷关内距秦都咸阳仅七、八十里的蕞地；然而，秦国迅速组织兵力，由吕不韦率领进行了反攻，五国联军立刻就被击溃，合纵失败。
需要注意的是，吕不韦率军击败的这次合纵，是战国历史上六国组织的最后一次合纵，吕不韦也在这次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此外，根据当代著名秦汉历史学家林剑鸣先生的统计, 在吕不韦执政的十二年时间里，秦国取得的土地 , 至少有十五个郡以上，其在开疆拓土、攻城略地方面的成就不容抹杀。
三、转变统一策略，由纯军事征服改为收买人心。
《吕氏春秋》中记载“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交，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说在发动战争，攻取敌国的最终目的是统治而非毁灭，因此要求士兵不要随意制造杀戮，不要搞破坏，这样能得到敌国百姓的认可。书里是这么写的，吕不韦也是这么做的。
吕不韦之前的秦军，经过商鞅变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实施了军功爵位制，而军功的主要认定方式就是统计战场上斩杀敌人头颅的数量来授予爵位或者抵消罪名，也就是这项制度彻底激发了秦国人为改变命运奋勇杀敌的积极性，让秦军一跃成为虎狼之师。
不过，随着秦国兼并的土地范围越来越广大，这种单一的杀人夺地的战争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后期一统天下的需要了，因为这项制度造成秦军嗜杀，占领土地时哀鸿遍野，进而导致土地无人耕种，秩序混乱，同时也加深了六国百姓对秦国的仇恨。从他认为，如果秦国再出现像长平之战那样大批残杀战俘的行为，会造成 “祸反自及也”的结果 ，从而引发六国百姓激烈的反抗情绪。
因此，吕不韦主张战争时不再仅仅依靠首级计功，严明军纪，将对占领区百姓的干扰降到最低，即所谓的“义兵”“诛暴君而振苦民”，争取民心所向，让秦国不仅在军事上，还要在心理、政治声势和经济等方面压倒六国。
在吕不韦当政的十二年里，除了秦王政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之外，再也没有了屠杀记录。《大秦赋》里也表现了这段历史，只不过越过嬴政直接问罪麃公的剧情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
如果能够严格遵循吕不韦的统一战争思想，将会大大减少阻力，加快统一天下的步伐，而且有利于为日后的秦朝保留人口，恢复社会生产力。吕不韦死后，秦王嬴政的谋士尉缭建议嬴政在军事征服六国的同时，要防范六国的联合，可以通过重金贿赂收买各国重臣的方式来进行。这些措施收到了奇效，例如，赵国的宠臣郭开在被秦国收买以后，给赵王迁进谗言，最终导致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李牧被自己人所杀。尉缭子的军事策略实质上与吕不韦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三、豢养门客，为秦国储备人才。
据史书记载，吕不韦在当了秦国相邦以后，门下豢养的门客多达三千多人。很多人对他的养客行为加以贬斥，认为这是吕不韦炫耀权势、沽名钓誉的表现。然而，在战国没有科举制度的情况下，豢养门客无疑发现和选拔人才最为重要的方式。很多优秀人才都出自门客，例如，完璧归赵的主角蔺相如最早就是赵国宦者令缪贤的门客。
从吕不韦的门客后来的表现来看，其豢养门客的行为绝不仅仅是为了炫耀权势、沽名钓誉，更重要的是为秦国储备人才，这些人才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甘罗和李斯。
甘罗年仅十二岁就被拜为秦国上卿，出使赵国，使用计谋，帮助秦国得到十几座城池。（甘罗后来的事迹不再见于史书，因此《大秦赋》中被嬴政亲手杀死的剧情确实有些魔改）
李斯更是在吕不韦死后，成为秦王嬴政最为倚重的文臣，为嬴政灭六国制定计划；一统天下后担任秦国丞相，辅助已经成为秦始皇的嬴政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形同论、地同域”的“大一统”制度，对秦朝以及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于说后来祸乱秦国的嫪毐也是吕不韦豢养门客造成的就有些牵强了，因为吕不韦本来就是刻意用嫪毐来取悦王太后，无论是否养客都是无法避免的，这其实纯粹是吕不韦自己个人作死。
四、编著《吕氏春秋》，总结诸子百家，将“杂家”推向顶峰。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吕不韦的主持下，集合其数千门客们编撰的一部名著。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是说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的城门旁，并将千金悬挂于书的上面，广邀各诸侯国的游士宾客前来评阅，并许诺：如果有人能在书中增加一个字或减去一个字，就奖赏给他一千金。这便是成语“一字千金”的出处，用以形容诗文的价值极高，以表示对文辞的赞美。
虽然《吕氏春秋》“一字千金”的效果主要来源于吕不韦的权势滔天，无人有胆量提出修改意见。但客观评价，《吕氏春秋》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奇书。这本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然后以道家理论为基础，将名家、法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融为一体。
虽然《吕氏春秋》的思想更偏重于道家，但其兼收并蓄，吸收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以来诸子百家的特点，让后世列为“杂家”。
“杂家”其实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严格上将没有任何一人以“杂家”自居，更多的是后世思想家归类造成的。一般认为，战国尸佼的《尸子》，秦代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和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是杂家的代表。
《吕氏春秋》大约完成于公元前239年，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以道为主，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书中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很多寓言故事流传至今，著名的“刻舟求剑”就出自该书。
这本书后世评价极高，司马迁就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因为《吕氏春秋》，司马迁就将吕不韦与周文王、左丘、孔子、孙膑、屈原等人并列，几乎拔高到了圣贤的高度。
《吕氏春秋》也正是吕不韦治国方略的集大成，他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要为秦国日后的统一战争和国家治理提供指导思想。然而，很可惜的是，由于嬴政对吕不韦个人的厌恶，《吕氏春秋》被他弃之不用，而在李斯与韩非的影响下，继续采用了法家为主导的治国思想，为日后的秦朝灭亡埋下了祸根。
纵观吕不韦在秦国执政的十二年，他绝不是传统意义上是投机分子，除了嫪毐这一个令他万劫不复的污点以外，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领域均颇有建树，为秦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吕思勉先生评价他“实不在商鞅、范雎、张仪、李斯诸人之下也 ”“秦国富强之基，树于商君；蚕食之形，成于穰侯；囊括之谋，肇于不韦” 。
吕不韦死后，韩魏的疆域萎缩至不如秦国一郡之地、几乎名存实亡；齐国被远交近攻迷惑的几十年不打仗，束手待毙；燕国弱小的只剩下行刺暗杀的方法；仅剩赵楚还有些许抵抗能力，但国内政治腐败，合纵之路被秦国东郡断开。可以说，吕不韦为秦始皇灭六国扫清了大部分的障碍，天下统一水到渠成。
作者：博陵清河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史记》《报任安书》. 西汉 . 司马迁
【2】《吕氏春秋》. 秦. 吕不韦
【3】《战国策》. 西汉. 刘向
【4】《秦史稿》.1983年.林剑鸣
【5】《先秦史》《秦汉史》. 2005年. 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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