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内蒙古出土一顶战国金冠，解开困扰2000多年的一个谜题-我的快乐小窝

1972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的阿鲁柴登墓葬里，出土了一件金质鹰形冠饰。

金鹰冠饰由黄金鹰形冠饰和黄金冠带两部分组成，顶高7.1厘米，带径16.5厘米。冠饰上部傲立一只展翅雄鹰，身上呈羽毛状纹饰，头部、颈部用绿松石做成，用金丝与身体相连。

冠饰下部为金片捶打成的半球体，球面上有四狼四羊的浮雕图案。

整个金冠饰构成了雄鹰俯瞰狼咬羊的画面。

冠带的左右两边做成半浮雕状的虎、羊、马和绳索花纹。

金鹰冠饰出土后，引发了震撼，因为它实在是很特别。

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年代。阿鲁柴登墓葬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匈奴最早出现在史料中，就是在战国，它曾经与其他几国军队联合攻秦。

对匈奴部落首领们佩戴的头冠，中原诸侯们也有个称呼——胡冠。

这就是第二个特别之处。出土的这顶金鹰冠饰，是现在仅存的匈奴胡冠。

这是顶2000多年前的匈奴胡冠，保存到现在殊为不易，从它的形制特点上，还告诉了我们许多信息。

其一是地理上。

鹰冠出土地阿鲁柴登地处鄂尔多斯高原，属毛乌素沙漠北部边缘。匈奴是游牧民族，沙漠无牧可放，并不适合他们，今天的阿鲁柴登只有茫茫沙海，但在2000多年前可不是这样。

当时这里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对逐水草而居的匈奴部族来说，正适合游牧。这里也是史书上记载的“河南地”范围，因此匈奴早就踏足了这里。冠饰上装饰有雄鹰、虎、狼、牛、马、羊等动物图案，也说明了当时这里的生态环境。

其二是与中原王国的联系上。

匈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其中比较大的几个是：屠各、荤粥、丁零、林胡、楼烦等。战国时期，驻牧于阿鲁柴登主要是楼烦和林胡，他们的活动地区，正与当时强国赵国相邻。

既然是邻居，免不了要打交道。《史记》里就曾有记录：二十年，王（赵武灵王）略中山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说的正是赵国和匈奴的交往。

金鹰冠饰非比寻常，它的所有者不是平民，至少是王一级的匈奴贵族。贵族死后落葬在阿鲁柴登，说明当时他的统治中心就在这一带，也证实了《史记》中的说法。

其三，它破解了两千年以来的一个谜题。

这个问题还是与匈奴与赵国的来往有关。武灵王是赵国一代雄主，他最知名的动作就是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顾名思义就是推行“胡服”、教练“骑射”，来进行军事活动。赵国军队开始从步战向骑战发展，这正是当时军队发展的大趋势。

胡服骑射的影响并不仅仅在军事上。一方面，它影响的不光是赵国，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也受到中原衣冠的影响。汉人的衣冠虽然不便于打仗，但是在非战争时间，却有飘逸俊雅的特点，匈奴也将之吸收。另一方面，胡服被引进后，不仅仅体现在军队里，胡服中窄袖紧身、圆领、开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饰中来，逐渐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装束。

具体到金鹰冠饰上，它又解开了史学家心中的一个谜团。

从赵武灵王时期开始直到两汉，中原地区的武官之冠，称为“武弁大冠”。相传正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效胡服时始用，秦汉因袭不变，乃作武士之冠，因此也称为“赵惠文冠”。

这些在《后汉书·舆服志》里都有明确记载：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

也就是说，几百年间中原国家武官的头冠，实际也是效仿的胡冠。

虽然有记载，但由于年代久远，历史上并没有胡冠实物留存，大家对此还是模糊不清，原始的胡冠是什么样的，引进后模仿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有疑问。

随着金鹰冠饰出土，这些谜题就揭开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金鹰冠饰，由于在地下埋藏了两年多年，冠顶与冠带之间的连接早已腐蚀殆尽，从痕迹上可以推测，它们之间原本是以丝制品和皮制品相连接的。

再与武冠相比较，可以看出区别。冠顶的雄鹰是草原的图腾，引进到中原后形制加以变化，用貂尾或鶡鸟之类的鸟尾将其取代，表示的仍然是勇猛之意。

高级武官还可以在武冠上加黄金珰，也就是以黄金为冠带，又以蝉羽为装饰，这也与金鹰冠饰一脉相承。

如此一来，武冠的来历就比较清楚了，与史料记载相同，它正是引进自北地的胡冠。虽然之后功能和形制不断被加以改进，但“赵惠文冠”的名称还是保留下来，成为一个名义上的见证。

鄂尔多斯阿鲁柴登墓葬里出土的这件金鹰冠饰，工艺精湛，雍容华贵，具有明显的北方民族的装饰特点，是匈奴遗物中的艺术珍品，也是仅存的一顶两千多年前的匈奴胡冠，对我们了解匈奴这个一度强盛的王国极有帮助。

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并非仅有对抗与冲突，事实上相互间的交流与沟通相当频繁，并互相影响与促进，这顶鹰冠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