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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风云争霸，诸侯并起。为了能在动荡之中立于不败之地，许多诸侯国相继进行改革，招揽天下人才，希望能在纷乱的春秋时期脱颖而出，成为一方霸主。
楚国作为春秋时期的大国之一，也同样怀有勃勃野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发展国力，人才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立于国际局势阴晴不定的春秋战国，楚国如何选拔人才？制定了怎样的人才制度？
一、楚国的任人历史
想了解楚国的人才观和人才制度，首先要对楚国的发展过程进行考察，楚国的历史发展是其人才政策形成的“土壤”。
楚国建国800余年，最初臣服与西周。到了西周末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楚国与一众诸侯国乘机而起，不断对外进行军事扩张。
在这个过程中，楚国消灭的大小诸侯国枚不胜举，进入开疆拓土的鼎盛时期。
在对外扩张的同时，楚国也对被灭国家的君臣和百姓进行了合适的处理。
楚国熊通是县制的首创者，他完成了先君的愿望，打败权国后首创县制，对楚国人才制度的制定作出一定贡献。
被灭国的君臣百姓怎样处理是楚国的关键问题，是灭族还是委以重任会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这种处置也成为楚国人才制度的一部分。
到了楚文王、楚武王当政时期，楚国首次任用战俘，开创任用战俘的先河。
任用战俘无疑是人才制度的一大进步，通过任用战俘，楚国用事实证明国家的强盛离不开任人唯贤。
据相关史料记载，楚武王曾任用鄀国的俘虏观丁父作为楚军的统帅，观丁父在四处征战中为楚国立下汗马功劳。
楚文王继承了楚武王对人才的宽容态度，任用申国的俘虏彭仲作令尹。
春秋战国时期，在其他国家没有考虑到战俘的作用时，楚国快人一步通过任用战俘促进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楚武王、楚文王在任用人才时不问出身、用人不疑的态度为楚国开创宽以用人的先河，成为后世楚国任人的标杆，对楚国的用人制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楚成王到楚庄王时期，若敖氏几垄断楚国选拔人才的途径，尤其是令尹等重要官职。
到了楚庄王时期，若敖之乱平定，若敖氏对楚国王权的威胁也得到解除，楚国的人才政策也由此改变。
楚庄王通过任用出身卑微的孙叔敖作为楚国令尹，使楚国国力节节攀升，强盛至称霸中原的程度。
在选拔人才的方式上，楚庄王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说苑》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楚庄王爱好打猎，有个楚国大夫进谏说：“晋国和楚国是敌对国家，楚国不谋划攻打晋国，晋国也会谋划攻打楚国。
现在大王怎么能在玩乐中耽误国家大事呢？”
庄王回答说：“我是通过打猎的方式求得人才，能刺杀虎豹的人，我可以知道他的勇敢；能与犀牛搏斗的人，我知道他力气很大；
打完猎和其他人分享成果的，我知道他的仁德。通过打猎，我能够得到三种人才，这样楚国才能安定。”
虽然楚庄王的这段话是后世流传的资料，但不是没有根据的。
楚庄王时时刻刻都铭记着楚国因何强盛，选拔人才时也不拘一格，后世流传的“日中忘饭”、“灭烛摘缨”等都表现了楚庄王对人才的爱惜。
从楚庄王执政的这段历史能够看出，庄王时期的楚国能够繁盛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君主对人才的爱惜，这些人才对楚国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但楚庄王之后，楚国的国君素质开始不断下降，军政大权落到公室贵族手中。
有才智的人反而受到排挤、馋毁、打击，甚至许多人成为政斗的牺牲者，也有一些人为躲避祸乱逃往其他国家避灾。
当时逃离楚国的有才之士有申公巫臣、伍子胥、文种、范蠡、李斯等等，不仅使楚国人才中空，后来更是给楚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到楚悼王时期，悼王推行吴起变法给楚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也让楚国变形的人才制度回到正轨了一段时间。
然而吴起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楚国的任人权重新回到贵族手中，楚国再次面临缺少贤臣良将的危机。
楚威王时期的楚国虽然一度中兴，但实际上国家仍存内忧外患。
《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楚威王对苏秦的一番话，“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绪摇摇，终日忧心楚国安危。
楚威王对楚国发展的担忧揭示此时的楚国政治已呈现出衰败的前奏，“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楚国的大臣进取心大不如前，楚国政治危矣。
由于楚威王打下的功业和前朝大臣的辅佐，楚怀王即位前期的楚国仍然强盛，但楚怀王在人才任用上存在明显的缺陷。
其他国家的人才固然可以任用，但本国的人才更加不能忽视。楚怀王前期任用屈原在，在他一系列政策的推行下，楚国有步入正轨之势。
但屈原的变法行动同时触动秦国和楚国大臣的利益，他面临着双重夹击，最终不免遭谗被放的命运。
屈原的悲惨结局固然与楚怀王忠奸不分有关，但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楚国人才制度上的缺陷。发展至此时，楚国距离灭亡为时不远。
从楚国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楚国随着人才的兴用而国家兴盛，也随着对人才的不合理利用最终走向衰败，人才在楚国的国家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楚国的人才选拔制度
第一，重“德”。自古以来，楚国的统治者都将体恤百姓当作一贯追求，因此在选拔人才时也格外重视德行。
楚国人早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思想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基础，统治者必须具有爱民思想，执行爱民政治，楚庄王时期就将“德”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
据《淮南子》的相关记载，当时共雍向楚庄王索要官职，楚庄王的回答是：“有德行的人才能获得我授予的爵位，有功劳的人才能获得赏赐。”共雍没有得到任用。
楚庄王时期，楚国的霸主地位与庄王以民为本的政策分不开，他将体恤百姓作为基本国策，其在位期间周围先后有令尹子孔、孙叔敖、子重、子反等一批贤臣，为楚国的霸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二，内选于亲，外选于旧。春秋战国时期，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增强国家实力，各国纷纷打破“世卿世禄”的封建制度，秉承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原则。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楚庄王深切地认识到人才是国家兴亡的关键，他认为要得到贤才就必须制定举贤政策。
庄王初年，楚国在人才选拔上能够做到摒退奸邪，举荐贤才正是其举贤策略的体现。
不过在选拔高级人才方面，楚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官员的选拔范围基本是楚国王室血亲，实际上是在王族范围内任人唯贤。
据研究学者统计，春秋时期楚国的46位令尹之中有39人出自王室或王室大脉，其他身份不明的楚国人有6，客卿仅有4人。
可见楚国在高级人才的任用上局限于国内，在国内又以王室公族为选拔对象。
这种选拔方式虽带有一定的血缘色彩，但相比之前纯粹的世卿世禄制仍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楚国在用人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突破国家的界限和宗法制度，任用异族能人志士，如春秋时期的彭仲爽，战国时的吴起等。
战国时期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变法，在打破“内选于亲，外选于旧”的人才选拔原则上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最终没有完全成功。
三、楚国的人才奖惩制度
对于有功的人才和官员，楚国有专门的奖赏政策。
首先是尚爵，楚国的爵位与中原的其他诸侯国不同，一般分为列侯、执珪、执伯、五大夫和七大夫等，其中执珪是对有才之士的奖赏，楚惠王曾赏越人庄舄作执珪。
春秋时期的楚国常以爵位赏赐从其他国家投奔楚国的王公贵族，战国时则以军功作为尚爵标准。除赏爵外，楚国也会进行财物上的赏赐，如俸禄、土地等。
有奖励就有惩罚，楚国的法律对各阶层人员都适用，包括令尹之类的高官。
楚文王一生中只打过一次败仗，这次败仗没有对楚国产生重大影响，但当时守卫宫门之人竟然不允许楚文王进宫。
楚文王为了将功补过没有进攻，重整旗鼓，伐黄获胜，然而在回来的路上因为疾病和劳累去世了。
显然，当时的楚国有种潜移默化的风俗习惯调节着君臣关系，要求国君为国家和百姓的安危负责。
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起于边隅之地的楚国发展为首屈一指的大国，这与楚国的明君贤臣分不开。
贤良的臣子是国家发展过程中强有力的助力，因此人才的选拔对国家的兴盛尤为重要。
楚国是因人才而盛又因人才而衰的典型，了解楚国的人才制度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发展历史。
参考文献：《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