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这句话看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不过只是艺术加工，在历史上并不存在。
首先，战国时期的家国观跟后世不太一样；其次，在那个时期，想要秦国人爱国，必须让各阶层的利益诉求达成一致；再次，大部分阶段，秦国统治者与秦人之间的纽带并不是感情，而是利益/利害关系。
从法理、自我认知上来讲，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首先是周王朝的封国、诸侯，与其他诸侯国同属于华夏，各国百姓之间并没有非我族类的概念；如果说内部有矛盾的话，那也只是贵族与被奴役阶层、不同贵族集团之间的矛盾。
但对外就不一样了。所谓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古时的华夷之别是发自肺腑、根深蒂固的，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扯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可谓一呼百应，帮助他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所以，如果说秦人有爱国心，也许只是在创业初期比较强烈。
秦国的创业跟其他绝大部分诸侯都不一样，充满了励志和热血。
周天子最早分封的百多个诸侯国里，并没有秦。嬴姓是颛顼帝的后裔，祖先大费曾经协助大禹治水。商朝被灭后，嬴姓由于跟商王室关系密切，被迁徙到了十分荒凉的西边。自此后，秦人的先祖就在蛮荒的西陲顽强生长。
造父
到了周王朝时期，部族首领造父因善于驾车得到了周穆王的宠幸，并在徐偃王作乱时依仗这一技能立下了大功，随后获得了赵城这一封地。所以造父一族从此称为赵氏，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嬴姓赵氏”。
由于常年居住在西边，嬴姓擅长畜牧业。秦非子做部族首领时，凭借这一特长被周孝王赐给秦地（天水市清水县）当作封地，号称“秦嬴”，这算是秦国这一名称的发源。
周宣王时期，秦人的首领秦仲奉命抵御西戎，并且壮烈地战死沙场；他的后代在得到周王朝增派的7000兵马后成功报仇雪恨，其长子因功被封为西陲大夫，这就是秦庄公。
而到了西周末年，面对狄夷的进攻，秦襄公曾帮助助周幽王抗敌；周幽王死后，秦襄公由于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正是册封为诸侯，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
但这并不代表万事大吉。周平王之所以如此大方，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因为此时的“岐以西之地”已经遍布戎狄，于是他干脆就许诺秦襄公：你要是把这块地抢回来，它就归你、当你的封地。
春秋初期诸侯国
说白了，这就是一张“空头支票”，周天子动动嘴皮子，就能增加一个诸侯，还能报仇雪恨、收复沦陷区，让人直呼内行。
但对秦人而言，这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百多年内，为了在蛮族环伺的恶劣环境下争取部族的生存权、发展权，秦国上下披荆斩棘、栉风沐雨，与各个戎狄部落浴血奋战，获得了取之不易的胜利。到了周僖王五年（前677年），在先后攻灭荡社戎、邽/冀两戎部、收复杜/郑之地、灭小虢后，艰苦创业的秦人已占有关中平原大部分领土，并正式迁都于雍。也就是这个时候，秦国才真正地成为与中原各国并驾齐驱的强大诸侯。
由此可见，相对于齐、晋、宋、鲁等老牌诸侯国，秦国的创业实属不易，是由他们自己经过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打拼而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秦人上下的利益空前一致，那就是在与戎狄杂处的恶劣环境下生存下来，并且获取足够的生存空间。
所以，秦国的创业过程，也就是秦人的共同拼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绝对存在类似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热血场景。
而随着秦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后，秦国开始致力于东进，意图问鼎中原。到了这个时候，战争的性质其实已经改变了，它不再是围绕生存权的斗争，更没有涉及到“华尊夷卑”的根本性原则。此时的敌人是同为华夏的周天子子民，战争胜利了，得利的是贵族阶层；输了，牺牲流血的是无数老百姓。最关键的是，秦国大多时候是主动进攻方，“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动力从何谈起？
因此，在新时期的对外扩张中，秦国面对晋、楚屡屡受挫，内部也一度政局紊乱、国力衰落。虽然主要是实力所致，但精神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
而在随后的商鞅变法，对这一情况进行了佐证。
为了提升国力，秦孝公任用商鞅厉行变法。相对于其他各国，秦国变法之所以更为彻底，其实占据了先天优势：由于长期与周边少数民族战斗、混居、融合，秦国的宗法制并不严格，使得在人才使用方面更少受到“亲亲”原则的羁绊，外来人才所遇到的阻力远远低于中原各诸侯。
但即使如此，变法仍旧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而且并不仅仅限于贵族层面。商鞅变法的本质，是关闭一切富贵的获取通道，逼迫所有阶层将精力放在农、战两大领域；对于寻常百姓而言，甚至想偷懒、游手好闲，甘愿当个乞丐，那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会被收为官奴。
但就像商鞅自己说的那样：种地是最辛苦的，而打仗时最让人恐惧的，没有人天生勤劳、好斗。所以商鞅提出了所谓的“驭民五术”，让逃避农、战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农战本身，逼迫一代一代的秦人毫无选择地踏上铁血之路。为了促使人们适应这一节奏，商鞅的做法只有四个字：严刑峻法。
史书称，在商鞅主政期间，秦国经常“临渭沦囚，渭水尽赤”，遇害者的鲜血染红了渭水；在“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的大环境下，一方面让秦人前仆后继地死在东进的路上，另一方面还让人家怀着拳拳爱国心共赴国难，可能吗？
秦国之所以战斗力强大，说白了就是制度逼的。在这种体系下，寻常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一生死死耗在农、战两方面，同时还有可能侥幸因军功改变人生。从本质上而言，秦国统治者与秦人之间，只是利益关系罢了。
但在秦朝建立后，这一切起了变化。
第一，“军功”是把秦人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动力，而在华夏统一后，曾经的敌人没了，但秦国的制度却没有与时俱进；由于没有足够的红利来对冲，原本尚且能让人忍受的严刑峻法显得像纯粹的“暴政”。
第二，秦国的制度对帝王本身素质有着极高的要求，因秦始皇时期为例，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帝，虽然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全新问题，但作为雄才大略的君主，他能大致维持法家理念中“法、术、势”的协调，保证了秦国法制体系的公正性。
而秦二世时期不一样，他与赵高、李斯三人的权术斗争，已经彻底破坏了秦国的法治基础。如在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秦二世采取赵高的建议，“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灭大臣及宗室”，以莫须有的罪名对统治阶层自身进行大肆屠杀；而李斯为了保住自身的权位，也对秦二世极尽迎合，他在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刑罚，导致“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甚至出现了“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场面，也就是被押送的犯人堵满了道路、被处死的尸首塞满了大街。
在这种情况下，“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秦国朝野都离心离德。所以章邯愿意带着20万大军对项羽束手就擒；所以刘邦进入关中约法三章后，观众父老感恩戴德，巴不得刘邦当秦王。“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说到底也就只是文艺工作者的艺术夸张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