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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真是“科学家皇帝”吗?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黄逸

“当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后,他(乾隆)亲眼看见英国人带来的礼物,为其发达的科技而深受震动……然而,这种兴趣始终停留在感知层面,没有采取措施予以学习、研究。清廷面对欧洲不断提升的科学技术和日益先进的‘坚船利炮’,不思进取,在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上日趋落后,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近日,《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引起热议,文中这段论述欠严谨。

首先,清廷对近代科技并不是“始终停留在感知层面”,也曾积极学习、引进。特别是有“科学家皇帝”之称的康熙,曾学习数学、物理学、医学、测量学、人体解剖学、逻辑学、铸炮术等,甚至还懂一点拉丁语,传教士称赞他“知识的渊博几乎超过常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康熙主编了《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并主持测绘《皇舆全览图》等,还提高了清军的火炮技术。

其次,科学是超复杂系统,只“采取措施予以学习、研究”,远远不够。据学者李文靖《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一书钩沉,从培根系统阐述实验科学法,到完成初期科技建制,英国用了278年,清末尚未确立实验科学法,此间差距,绝非“思进取”可弥补,而是需要一套有效的积累机制。

事实上,清廷远比明廷重视科技,甚至变成“皇权垄断科技”,反而扼杀了明代后期“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繁花似锦”(著名学者陈美东言)的局面。其中教训,值得深思。

康熙帝戎装像

康熙确是真学霸

康熙是历史上少有的、重视科学的皇帝。

至迟从15岁起(1669年),康熙便接触西学。1673年至1674年,康熙令传教士南怀仁入宫讲授天文学、几何学、力学等。1689年12月,“召(传教士)徐日昇、张诚、白晋、安多等至内廷,谕以自后每日轮班至养心殿,以清语授量法等西学,上万机之暇专心学问,好量法、测算、天文、格致诸学”。外出旅行,必召张诚等同行,“或每日,或间日,授讲西学”。

传教士南怀仁

1690年1月16日,张诚献半圆仪,康熙只用一小时便学会。康熙白天学两三小时,晚上还自学,“学了四五年,他始终很勤奋,对于政务也丝毫不懈怠,没有一天误了上朝”。

传教士洪若翰记:“康熙每天都宣我们进宫去给他讲课。他听课很认真,重复我们所讲的内容,自己动手画几何图,并向我们提出任何一点他感到困惑的问题。当他提问时,我们就放下讲义重讲。在进行计算时,有时他也使用那些计算工具。为了记住几何定理的推理步骤,他经常温习最重要的几何定理。在五六个月的时间里,康熙已经掌握了几何学,能够即刻说出他所画的几何图形的定理及其证明过程。他对我们说,《几何原本》他至少读了二十遍。”

康熙很喜欢解剖学,他让传教士绘人体解剖图,与中国古代铜人对照,发现二者对静脉的描述相同,但铜人无动脉。

康熙博学之名传至欧洲,数学家莱布尼茨曾说:“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康熙朝地球仪,清康熙,清宫造办处制作。

清初包袱少 效率高

康熙好学,与天性有关,也与童年经历有关。他曾对皇子们说:“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朕思:己不能,焉能断人之是非?”

清初用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制的新历,遭保守派反对,其中代表杨光先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祸发之无日也。”

通过“阴谋论”,杨光先把持舆论。康熙四年(1665年),权臣鳌拜判汤若望凌迟(未执行,后汤若望病死在狱中),一度又改用旧历。康熙亲政的第二年(1668年),传杨光先、南怀仁和相关重臣,现场测试,南怀仁完胜。康熙痛感“举朝无有知历者”,决心自学。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明清战争中,明军率先引入红衣大炮,一度扭转辽东战局,清军初期仿造水平低,幸亏明军最先进的登州火炮营降清,带去火炮技术,这使满洲贵族充分意识到近代科技的力量。

清军占领北京后,内城只许八旗居住,身高1.9米的汤若望不肯离开教堂,手持巨剑守护,恰范文程(范仲淹后代,清初重要谋臣)路过,立刻向多尔衮申请,许汤若望留在内城,并请他和南怀仁协助造炮。

明末崇祯曾称,谁的历法准就用谁,传教士的新历三胜旧历,却始终未颁行。多尔衮进京后,立刻改用新历。新政权包袱少、效率高、重实效、有朝气,康熙亦然。

汤若望居住过的北京南堂旧影

喜欢科学 行为却反科学

奇怪的是,皇帝更懂行,清朝科技整体水平却远不如明朝。

据学者席泽宗钩沉,明朝尚有不少一流科学成果,如《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律学新书》《瘟疫论》《河防一览》等,清代则逊色得多。胡适先生曾说:“虽然有了不起的学者顾炎武和阎若璩做引导,但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可以拿出手来。”

明末科学自下而上,重实践,清代则自上而下,皇家决定一切,结果是:

外行领导内行:据学者詹嘉玲研究,1712年夏,传教士傅圣泽向康熙介绍符号代数,康熙觉得“晦涩”“更难”“可笑”,予以否决,直到1859年,李善兰、伟烈亚力才将相关书籍再度介绍到中国,延滞近150年。

用演绎逻辑替代实验:科学需理论、技术、实验三者并进,康熙懂一点数学、物理,未形成完整的科学素养,动辄用科学套人文,成了新教条。

扼杀科学基础:康熙特别惧怕百姓掌握科学,与皇家为敌,他请人将法国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汉双语,出版前却选择放弃。传教士安多翻译代数著作时,康熙特意叮嘱他,不要向任何人透露。1715年,康熙下旨,严禁在科举中出现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内容。这种病态的提防心理,被后来的清朝皇帝继承。

破坏科学传承:在清朝大多数时期,不允许社会自组织,刻意打压民间科学精神,国人樊守义曾在欧洲学习、旅游28年,康熙在避暑山庄还召见过他,却不予重用。康熙组织八旗子弟向传教士学习,却不许百姓子弟学习,这种内部交流无考核、无标准,自然效果不大。

西洋积木,清,木匣长29厘米,宽8.8厘米,高7厘米。

“西学东源”误尽苍生

最要命的,是康熙力推“西学东源”说,推涨了盲目的集体乐观心理。

明代科技进步,因有徐光启等伟大的“文明摆渡者”,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他正视科学落后的现实,坚信只有努力学习他人,才能弘扬自己文化,这种自信与气度,光照千古。

明亡清兴,遗民们为表达气节,对外来文化一概否定,称西方科学都是从古代中国偷走的,数学家梅文鼎集其大成,称:“法有可采,何论中西,理所当同,何分新旧。”“中历缺陷之大端,得西法以补其未备矣。”

乍一看,似公允持平,其实是“实用主义”。科学有严格规范,绝非“有用即真理”“效果好则一切好”,梅文鼎这些议论是典型的反科学,却得康熙点赞。二人对科学都是半吊子,都只想利用科学,而不是真正弘扬科学。

据学者张明悟钩沉,1705年前后,康熙几次召见梅文鼎,在他的暗示下,梅文鼎开始鼓吹“西学东源”。找不到证据,梅文鼎便将东汉已淘汰的“盖天说”,和后来的主流观点“浑天说”,拼接成“一个从没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混盖混合’式的天文学体系,来附会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天文学体系”,再以此证明,西方传教士的宇宙观不过是抄袭中国古人说法而已。

“西学东源”最大受益者是皇家,民间无科学,便不会威胁皇家,人们不得不向古籍求学问,一句“今天人还能比古人更聪明吗”,将后来者引向妄猜古人深意、神话古人、从概念到概念的误区,彻底扼杀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科学不是方技

“西学东源”说完全站不住脚,可至今在民间仍有拥趸,他们神话民科,以为这些人未被重用,才导致清末困局,比如:

王徵、黄履庄发明自行车。王徵是明末人(1571年—1644年),他的“自行车”有图,近似今天超市的手推车。黄履庄是清初人(生于1656年),只留文字记录,即“作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许,约可坐一人,不烦推挽能自行……日足行八十里”,二人都受过传教士启发。人类史上大多数发明非一人完成,同时期会出现多个类似发明。达·芬奇早在1493年已绘出设计图,直到1889年,邓禄普加上充气轮胎,自行车才进入实用,王徵、黄履庄的贡献有限。

戴梓发明机关枪。相关记载最早出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属小说家言,纪晓岚没亲见,只是听戴梓后人戴遂堂说,《清稗类钞》称它“法与西洋机关枪合”,可没有制式子弹,只能前装药,怎么自动发射?

邹伯奇发明摄影术。据说只比西方晚四年,但玻板照相法发明第二年(1848年),已有洋人到广州照相,邹伯奇用的强水(硝酸)、视水(碱水)、过罗甸(硝棉胶)等都是来自西方的化学药品,没这些,他怎么发明摄影术?更大可能,邹伯奇是用本地廉价化学药品,发明了替代方案,因精细控制上不如西法,未成主流技术路线。

科学不是方技,不能靠单打独斗、耍小聪明,需先完成职业化、专业组织、科学共同体等建设。也许,任何一位职业科学家都无法像康熙这样博学,但在专业领域,也不会有一位职业科学家能像康熙这么无知。

1699年康熙帝读书像(45岁)

短线尚可 长线惨败

清朝皇帝们以为,皇家垄断科学才最安全、最有效率,结果适得其反。

据学者伍玉西钩沉,清入宫西洋传教士达150人左右,初期相互引见即可。顺治十六年(1659年)初,汤若望以“年力向衰”为由,申请传教士苏纳、白乃心入京,顺治批准。苏、白二人不久他往,汤若望又以“需要一位助手和伙伴分担他的工作”,申请将南怀仁从西安调到北京,亦得允准。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因前一年就祭祖、祭孔是否算迷信,与罗马教廷发生争执,康熙扣押了罗马特使,下令今后传教士入京,皆由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奏报。

乾隆初,又回到“传教士相互引荐—皇帝批准”模式,广东官员感到被架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反击。这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洪任辉不满只在广州贸易、饱受盘剥,要上北京申冤。乾隆大怒,下令严查,涉案的中国人都被处死,从此回到广东地方官员推荐传教士的旧模式中。

乾隆四十九年(1785年),乾隆下令,不必多推荐传教士了。一是来华传教士科学素养越来越差,二是乾隆晚年多疑,担心威胁皇权,开始遣返传教士,直到道光时,仍在陆续遣返。1838年,钦天监监正毕学源在北京去世,清廷再无西洋“技艺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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