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一个诸侯力政、争霸问鼎的时代。
抛开昙花一现的吴、越不论，在这段长达三个世纪的霸政时代中，中原大地的版图基本上是由齐、楚、秦、晋四大国共同宰制的。斗谷於菟毁家纾难，助推楚国崛起于南方；亡虏百里奚因五张羊皮被赎入秦国，却阴差阳错地成就了秦穆公独霸西方的伟业；至于主盟中原最长最久的晋国，若不是狐偃追随文公鞍前马后，出谋划策，晋国的霸业何时才能开启甚至能不能开启，都还在未定之天。
贤相之于霸政究竟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可要说到谁是春秋第一贤相，至少撰写《春秋》的孔子该会把这个位置留给齐国的管仲。因为孔子一向标榜“仁”为自己最高的政治理想，从不轻易许人以“仁”，可他却破天荒地称赞管仲“如其仁”。
在司马迁的叙述中，以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拜为齐相作分水岭，此前的管仲和此后的管仲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让人很难将这两张迥异的面孔联系到一块儿。
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以后的管仲对内治国，国富民殷；对外用兵，柔远能迩——他似乎就是个无所不能的政治天才。在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之前的经历中，看不出管仲的政治才干是如何“学而知之”的。司马迁引述管仲自己的话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睗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早年，管仲只是个贫穷的商人。不但生意做得并不昌旺，而且商业信誉也令人担忧。分红的时候损人利己，坑骗最信任自己的合作伙伴鲍叔牙。
管仲
士、农、工、商，商民居末。后来的齐国名相早年真的操过这样的贱业吗？恐怕是的。不但《史记》，《战国策》中也有管仲从商的记载：“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
卑微的商人管仲是怎么搭上了齐桓公最亲信的大臣鲍叔牙的呢？合伙做生意，管仲坑害了叔牙。后来从政，又屡遭败绩，鲍叔牙凭什么要力挺他出任齐相？凭什么还要言之凿凿地告诉桓公：除了管仲，没人能够成就齐国的霸业？
一个失败的商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代名相，这在春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看看与齐国并世的其他三大国，楚成王的令尹斗谷於菟可是出身高贵的公族成员，晋文公的首席谋士狐偃更有文公舅父之尊。秦穆公的谋主百里奚纵负亡虏之名，但他来到秦国之前，好歹也是堂堂的虞国大夫。
春秋政治普遍流行世卿世禄，登上大国相位者非富即贵，东海大国齐国最伟大的丞相管仲真的就是个卑贱的商民吗？
司马迁撰写《史记》好用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多半夹杂着坊间传说、野史趣闻。鱼跃龙门、一夜成名是市井百姓最常幻想的“成功学剧本”，也因此，《史记》中屡屡出现一朝蝶变，羽化成仙的传奇故事。
韩信
韩信，俗称“兵仙”。按《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记载，在被汉王刘邦拜为大将之前，韩信别说战功彪炳，连一场象样的战役都没有指挥过。他的履历看起来甚至还不如纸上谈兵的赵括。这样的人一朝拜将，真能破魏降代、摧赵灭齐吗？
再说兵法之祖太公姜尚。司马迁说他被周文王重用之前，就是一个在渭水垂钓的糟老头子。那么，他那些被后世宗为鼻祖的兵权与奇计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在真实的历史上，太公姜尚乃是周族最重要的姻亲姜姓部落的首领，姬、姜因联姻而联盟，姜尚是以姬周的合作伙伴的身份在周朝占据一席之地的。
姜尚既然如此，那么管仲呢？对管仲的出身，《管晏列传》只是简单地交代了一句说：“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颖水源出于河南阳城，往东南方向流经颖阳、临颍等县。管仲生在颖水之上，意味着他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齐国商人。那管仲究竟是哪一国人？又有着怎样的身世？三国史学家韦昭说：“夷吾，姬姓之后。”
管仲既是姬姓支裔，那么“管”就应该是他的氏，而且很可能是以国为氏。姬姓管国，根据陈盘先生《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一书的考证，它的始封之君是周武王的弟弟，参与过“三监之叛”的那位管叔鲜。
管国在春秋之前已经绝封，领土被郐国所吞并。郑桓公东迁社稷，寄寓虢、郐，这块地方又被郑国收入囊中。管国的旧都在今天的河南郑州，距离颖水并不甚远。生于颖水的管仲很可能就是管国公族的后裔。
只不过经历过管国与郐国的灭亡后，曾经高贵的管国公族到管仲这一代已然没落，被迫操起了微贱的商业。
对以鉴人识人而著称的鲍叔牙来说，他看重管仲的并不是管国之裔的家世，而是管仲的重商思想。因为在春秋初年，郑国所以能率先开创小霸的局面，与它的重商主义密不可分。
著名的郑国政治家子产曾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郑国在桓公执政的时候自陕西华县东迁虢、郐，它能迅速站稳脚跟甚至吞并虢、郐之地，麾下的殷商遗民居功至伟。而这些遗民之中，从事商业者应该大有人在。
春秋形势图
李德运《我国商人的起源》一文说：“殷遗民是周民的一部分，他们却被歧视，既无政治权力，又失去了土地，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以维持生活。这个为社会所需要的行业，周的贵族不屑做，庶民要种田不能做，时间长了，商业就成为殷民所从事的主要职业了。”“商人（做生意的人）出自商人（即殷遗民），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处的日子久了，郑国内的商人也不造反了，民族界限渐渐泯灭了，在周人中甚至在一些贵族中，也有人参加商业活动，做起生意来了。这样，商人就失去了原来“殷顽民”的意义，成为从事商业活动的职业专称。”
郑国既以从事商业的殷商遗民为国民的主体，而又地处天下之中，方便南北易货，于是迅速崛起为当时中原地区的商业中心。通览《左传》，涉及商业与商人的记载不过四五条，而郑国商人独占其三，由此可见郑国的商业氛围之浓厚，商业经济之重要。管仲生长在重商主义的郑国，因生计艰难而从事于商业。
商业的特点决定了商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战国策》说管仲是“齐鄙之商人”，正说明管仲后来因经商去往了齐国，这才因缘际会，结识了自己的商业伙伴和政坛知己鲍叔牙。在鲍叔牙的推荐下，管仲踉踉跄跄地踏入了齐国政坛，为自己将来在齐国的辉煌历史写下了艰难的第一笔。
为什么鲍叔牙斩钉截铁地告诉桓公，成就齐国霸业，非相管仲不可？
这番说辞若换做对楚成王或晋文公去讲，恐怕他们不一定能接受，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齐国那样的重商传统。齐国重商，始于先祖太公。《史记·货殖列传》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桓公初政之时，齐国自先君襄公以来好不容易形成的蒸蒸日上的局面已经因为政变动乱而被迫中断。桓公要想重振齐国，甚至进一步称霸春秋，主导中原政治，必须迅速恢复和增强齐国的国力。可相比于秦、晋、楚等大国，齐国幅员不广，土地盐卤，要发展农业、推行耕战的话，它的自然条件存在着先天的不足。
齐桓公
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有重拾太公家法，提振商业经济，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助推齐国迅速崛起，并压倒秦、楚等竞争对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齐桓公需要的该是一位精通商业、善于理财的辅相，而担纲这个角色，显然没人比来自中原经济中心又实操过商业运营的管仲更合适了。
管仲出任齐相之后，因地制宜地为齐桓公设计了一系列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齐桓公在管仲协助下“设轻重九府”，“通轻重之权”，“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由官府来控制市场。同时积极扩建市场，“弛关市之禁”，不重复收税，促使商业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中原的纺织品供应中心。
正因为管仲施政有道，举措得当，齐国很快便走上了商业强国之路，为称霸春秋打下了坚实的国力基础：“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春秋五霸
不少人在分析春秋大国的争霸形势时，都会援引当今流行的地缘政治理论，指出齐、楚、秦、晋四大国的相继崛起受益于他们地处边缘，因而向外扩张的空间更大，面对的强邻的挤压更弱。这当然也不为无理。
只是地缘政治理论只好解释四大国为何一定会崛起，却不能解释他们为何会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上崛起。如果转过来从文化的角度去观察春秋霸业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这样一条潜在的线索：郑庄公开创了小霸之局以后，齐桓公之所以能继之而起，是因为齐国吸收了郑国商业立国的成功经验。而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霸业中衰，晋国之所以能取而代之，又是因为晋公子重耳君臣流亡齐国，在那五年里开阔了视野，历练了眼光，培养了对楚争霸的信心与素质。
从地缘上看，春秋争霸无疑是外围的边缘国家崛起，向内挤压中原核心区域的小国。但从文化上看，却是位于中原腹地的高开发国家将先进的文化理念传播到戎狄杂处的边地，助推了他们的成长。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管仲入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