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是个时运不济的皇帝，二十岁初登帝座，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在朝廷而言，百官暮气沉沉，因循守旧，腐败无能；在地方而言，叛乱蜂起，洪秀全初成规模，即将引发一场威胁到大清存续的起义；在外交层面，各帝国对大清虎视眈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未散，新的战争又在酝酿当中。
这注定了他此后的全部人生都将在战战兢兢中度过。
登基之初，咸丰以雷霆万钧之势，做了几件事，倒也让朝堂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一是扳倒他的老师权臣穆彰阿及耆英。穆彰阿曾担任上书房总师傅，咸丰自小便对这位老师有不少看法，如今登基，有感于“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又“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如此沿续下去，大清必无前途——须改变这一现状，那就从穆彰阿开刀，让有真才实学的臣子上来。在罢免穆彰阿的谕旨中，咸丰为众臣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他鼓励全国上下大小官员，无论如何，都要积极认真办事，为国分忧，不要学穆彰阿那样的人，只为自身官位着想，而不虑及国家事业。
鸦片战争中，耆英担任钦差大臣，与英人签订《南京条约》。战后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对英态度软弱。后被召回京，由徐广缙接任，徐氏与广东巡抚叶名琛对英强硬，不但拒英人入城，更是组织十万团勇，意欲一战。英人遂宣布暂时搁置入城事，清方便以为获得了斗争胜利，强硬起了作用。如今咸丰罢耆英的用意也很明显，对敌要坚决勇敢，硬气十足。
二是广开言路，就是前面提及的令官员们就用人、行政进言等等。曾国藩连上数折，说理充分，建议可行，给咸丰留下了极好印象，以为此人可用，便令他兼署工部、刑部、兵部、吏部诸部侍郎，由此曾国藩被人称为“五部侍郎”，朝野津津乐道。
三是令臣下举荐人才，大张旗鼓地开展工作。
但时间一长，咸丰的问题也呈现出来。
一则，他有改革现状的雄心，却无贯彻落实的执行力，像曾国藩那样苦思冥想且十分可行的建议，下发到相关部门之后，却经常被随意打发，或以各种借口拒之门外。如果好的建议得不到落实，这建议便等于没提，无论初心如何美好，收获的只能是一地鸡毛。下发到中央部门的上谕如此，下发到地方的上谕亦没有激起半点浪花，常年混迹于官场的老油条们对于做实事并无兴趣，只知在笔杆子上下功夫，糊弄这年轻的皇帝。
从此可以看出，任何改革措施都需要配套的措施，而不是只就一点进行改革，不及其余。
二则，当皇帝是件苦差事，除了批阅数不清的奏折，还要有认清时局的眼力，开展工作须及时决断，雷厉风行。奕詝本人资质普通，天分有限，初登皇位，更是准备不足，认识不足，将自己陷入巨量的文件当中，不胜其烦，更别提雷厉风行了。
三则，咸丰刚愎自用，初时还能广开言路，但意见一多，便无法听得进去。
还有更大的考验等着咸丰。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五日，即咸丰帝登基的第二天，龙椅还没捂热，就接到他正式办公的第一件公文，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报，李沅发起义军进入广西。李沅发是湖南新宁人，上一年秋天，因富绅重利盘剥遭水灾的贫民，先是伙众抢夺，后同伙被捕，便杀入县城劫狱，正式造反，由湖南入广西、贵州，部众一度达到四五千人。
这次起义不久后即被镇压，李沅发被凌迟处死。咸丰还未及喘口气，这年的十二月初十，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1]，起义军首领洪秀全，广西花县人，是一个多次科考不第的童生，连秀才的门槛也没摸到，这倒不是考官昏庸，科场腐败，而实在因为洪秀全水平有限，我们今人看他留下的诗文，水平确实差强人意。
眼看着读书科举之路走不通，转而研读起《劝世良言》[2]来，这是早年在广州他偶尔得来的一部基督教布道书，研读时联想到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落第后大病四十余日，病时梦中有种种异象，令他意识到自己就是上帝赐封的“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受命降世，斩邪留正——有此一想，他转身一变而成上帝的信徒，遂自行洗礼——“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从此开始了传教活动。
洪秀全在广州的传教并不顺利，皈依者寥寥无几，仅包括他的家人和少数几个朋友，但这群皈依者中有两个人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冯云山和洪仁玕。道光二十三年（1843）夏，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创办“拜上帝会”，之后漫游广东，宣传教义，但收效甚微。在广东传教受阻，洪秀全仍不死心，把眼光转向了广西——山不转水转，经过一番努力，他的事业终于在广西打开局面，以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区最为得力，经过三年努力，发展信徒两千余人，遂使这一地区成为拜上帝会的中心，杨秀清和萧朝贵也加入进来。至道光三十年（1850），信徒已猛增至两三万人。其实，在同一时期的广西境内，不只有太平军，还有天地会等组织四处活动，纷乱不止。
关于广西地方情势的奏折雪片似地飞向朝廷，咸丰意识到问题严重，先派两广总督徐广缙入桂剿杀，但广东的天地会使徐氏无法脱身；于是再派林则徐赶赴广西，结果林则徐死于途中；只得改派李星沅为钦差大臣，由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镇压太平军。但因所用非人，周天爵和李星沅不和，导致局势越来越坏，太平军却趁机得以发展。咸丰只好再做调整，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对太平军进行围剿。
赛尚阿为军机大臣、内阁首揆，地位尊贵，咸丰派其前往足见对此之重视。赛尚阿临行前，咸丰特别举行仪式，授其遏必隆神锋必胜刀，许以军前便宜行事，有退缩违命者皆可就地斩之。赛氏抵广西，咸丰又派人递去了黄马褂、大荷包、小荷包等物予以赏赐，要求他“迅扫妖氛”。
而在赛尚阿，对自己到广西督战并没有什么底气，还没出发前，信心就打了折扣：与大学士卓秉恬辞行时，居然对之落泪。想来赛尚阿一介书生，从未有带兵经验，缺乏信心也在常理当中。
咸丰全力以赴，几乎将全部精力用于指导广西战事，哪想起义军非但未被消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曾国藩还观察到，年轻的咸丰帝远不如他期待，他盼望中的那个勇创新风广开言路雄心大志的青年皇帝，很可能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假象。
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左思右想，他决定再向咸丰建言，直接指陈其缺点过失，令其警醒，这就是著名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指陈皇帝过失是极为冒险的行动，搞不好或有杀头风险，想必曾国藩早有一番深思熟虑。但局势如此，他不能眼看着国家坠入到无底深渊，不能不负起臣子进言之责，好让一切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他直言咸丰三大缺点：
一是“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于谨于其不必谨者”。过于关注小节，忽视大体，对于不必关注的过分关注了。身为一国之君，不必把精力放在那些琐碎的小事上，像挑大臣的礼仪疏漏、朝服规定的反复更改。整天关注细节，在大事上必然乏于关注。您应该将精力放在诸如镇压太平军人事安排这样的大事上，此前处理并不妥当，像应该予以重用的姚莹，应该给予更高官位的严正基，都没有得到合理安排。这次派往广西做战的将帅多，应该进行明确分工，分为三路，令其各有专责。用兵做战，地形地理何等重要，如今近一年过去了，还没听说哪个将领进呈做战图，而朝内也无人进呈《康熙舆图》《乾隆舆图》，让皇上仔细研究。
二是“徒尚文饰”，只管场面，不讲落实。当初广开言路，令众官员进言，从去年到现在应该有一些优秀建议了。但这些建议最终得到落实了吗？显然并没有，大家得到的结果都是“毋庸议”，无一项落实到实处。哎，我基本明白了，您这是想要一个纳谏的好名声，并不是真的想干实事。
三是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曾国藩说，最近两次谕旨，您强调“黜陟大权，朕自持之”，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独断久了就不可能听进不同意见。本来忠直的臣子就少，多数人缄默以求自保，现在您还这样，以后谁敢提意见建议？最终选上来的人都是些阿谀奉承之人，一旦出了事，就没有人站出来负责了。
总之，以上三个问题，您要早早注意，早早预防，如果任其发展，后果将不可收拾。
年轻气盛的咸丰看到这样直犯龙颜的奏折，自尊被损应在意料之中，因此有资料说咸丰见此奏大怒，“摔其折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寯藻和季芝昌劝解求情，事情方才平息，转过头还同意对曾国藩“优诏褒答”[3]，提出嘉奖，因而有上谕云：“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言）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奏章，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与其说是嘉奖，不如说是自辩，字句之中努力压抑着不忿：朕是真真切切要干些实事的，岂是为了你说的劳什子虚名？你这迂腐的家伙！说话没个分寸，意见如此偏执，实在太过分了！要不是看在你是好心进言的份上，早治你罪了！
梁子就此结下——此后曾国藩与咸丰帝的关系一直疙疙瘩瘩。
给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曾剖白了急切进谏的原因。他说，自己受恩深重，身列朝廷大员，堂上诰封三代，儿子荫任六品，而今危急时刻，如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满廷臣工，竟无人有片言逆耳，恐怕会令皇帝起骄矜之心，到时如果他排斥忠直起用阿谀之人，那现在的臣工都脱不了责任——因此自己想趁热打铁，将这层意思戳破，使皇帝能够认真工作，去除自以为是之心。现在朝廷上人才不振，就是因为皇帝太过关注小节，而不用心在大事上，臣工们又全在奉迎拍马——我上这奏折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一风气，让大家遇事都不退缩。
曾国藩也意识到，虽然咸丰帝没因为这次奏折拿他问罪，但事后复盘，也觉提意见的态度过于“激直”——风险甚大——言下之意是，以后尽可能控制一下，不在奏折里掺杂过多情绪。事实上也是如此，之后曾国藩再上奏折，直言批评的内容少了，就事论事的内容多了，他的行事，多了一些平稳，减了几分意气。
进言风波虽然很快过去，但双方的矛盾却是无可避免，君臣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在咸丰而言，朕贵为天下之尊，岂容你一个湖南乡巴佬指指点点？这次暂且饶你，希望你好自为之，没有下次，给脸不要脸就不要怪我了。而在曾国藩，他对这位青年皇帝的品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其缺点有了更真实的认知——他敏感、自卑、报复心强、心眼小——小到难容一条细线通过，更别提什么大象。此后工作务必小心，以防被皇帝穿了小鞋，导致工作无法开展——他的担心在此后一次又一次应验。这次直戳咸丰心窝的上疏，让这位短命皇帝记了一辈子，不管曾国藩以后如何努力为国分忧，咸丰对他的信任总是打了折扣。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实也证实了曾国藩的眼光，咸丰帝在用人上确实有大问题。
为了鼓励赛尚阿前线获胜，咸丰帝可谓尽心尽力，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甚至还写诗寄到广西，激发官军斗志，哪知赛尚阿连吃败仗，一无所得，把个咸丰气得七窍生烟，将赛尚阿连降四级留任，命他赶到湖南攻剿太平军。赛尚阿办理军务每下愈况，咸丰迅即将其革职，送京问决。
[1] 关于金田起义的具体日期，史界存在争论，本文采用了通行说法。
[2]《劝世良言》是基督教新教派最早的中文布道书，由中国传教士梁发著于道光十二年（1832）。全书共约9万字，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修改校订在广州付印刊行。书中多半集《圣经》章节而成，余则结合中国人情风俗，借用儒家言论，阐发基督新教基本教义，本书对洪秀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3]《拙尊园丛稿》，黎庶昌著，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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