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防御体系与羁縻政策
北匈奴在经过东汉王朝北边经略对抗打击后，势力逐渐开始衰落——从东汉的整体边疆经略战略来看，“东北边”局势与“北边”紧密联合，使“北边”经略成为东汉王朝的战略核心。这种核心地位一方面体现在统治集团对其的重视，使其始终处于优先要解决的问题上，另一方面体现为解决北边问题而与其余边疆展开联动的战略决策上。而在经略“北边”过程中，民族关系的变化尤为重要。
北边民族对中原的边疆扰攘由来已久，而东汉建立之初所面对的是一个民生凋敝，边境有割据势力的复杂局面，因此在前期应对边境扰攘时常常采取消极退让的态势。
在东汉的统一战争中，东汉王朝选择先打击卢芳等割据势力，对匈奴等采取“赂遗金币，以通旧好”以安抚，甚至呈现容忍讨好的态度“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但这种退让的态势并没有取得成效，匈奴依然与卢芳合作入侵汉帝国“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
汉帝国对匈奴转而进行直接军事打击“九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但没有取得成果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匈奴入侵更加激烈“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抄暴日增”。面对这样的局势，汉帝国就通过屯兵徙民的方式加固北边的防御。
从建武七年开始就屯兵北边以防备匈奴“诏茂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建武九年又让王霸任职上谷太守使其“领屯兵如故，捕击胡虏，无拘郡界”。并不断的巩固加强屯兵以备边事“将众郡施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屯滹沱河以备匈奴”最终依靠“堆石布土，筑起亭障”建立了“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绵长的防御阵线。
在构建防御体系的同时，汉帝国还通过迁徙边境平民入内地的方式以减少匈奴入侵的伤害如“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徙雁门、代郡、上谷、关西县吏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除去直接与匈奴对抗，徙民规避外，帝国内部也有一部分官僚提出应采取西汉“故事”与匈奴和亲来减少冲突，例如“颇识边事”的王霸就曾“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可见，东汉王朝在北边的经略呈现出消极防御的态势。
东汉初期在北边的经略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与东汉初期国力衰弱且匈奴、乌桓、鲜卑的联合势力强大难制有很大联系。为了集中力量应对匈奴联合势力的寇边，东汉王朝也不得不收缩东北防线，对东北朝鲜半岛采取宽松的羁縻政策。
建武六年时期，通过“省都尉官”和“悉封渠帅”的方式，裁撤了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乐浪郡，放弃了对这些地区的直接管理，改为敕封君长，保持朝贡的方式来羁縻管理。东汉王朝的放弃和羁縻并没有使高句骊尽心臣服，高句骊仍在对帝国边疆造成威胁“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汉王朝依然是“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呈消极退让的态势。
汉王朝对匈奴的战略
面对匈奴和鲜卑、乌桓组成的联合势力，汉王朝意识到北边矛盾的核心在于匈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于是汉王朝集中主要力量对抗匈奴，而对乌桓、鲜卑则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羁縻政策。建武二十一年，鲜卑入侵辽东，当时的辽东太守祭肜积极作战取得大胜，使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在取得胜利后，祭肜认为“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于是“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
鲜卑首领偏何一方面惧怕祭肜的武力，另一方面也乐于接受汉朝的赏赐，于是“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倒向了汉王朝，并在继续招抚鲜卑诸部“其后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愿自效”，并为之后为汉王朝打击匈奴立下功劳“击匈奴左伊秩訾部，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在匈奴衰落并受到汉王朝与鲜卑的联合打击后，乌桓也倒向了汉朝。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分裂陷入内乱，乌桓趁此机会对匈奴发动攻击，取得大胜。汉王朝抓住匈奴乌桓矛盾爆发这一机会，积极笼络乌桓，之后乌桓族“遂为汉侦候”汉王朝抵抗匈奴与鲜卑的一支力量。
在汉王朝得到乌桓与鲜卑的归附后，也重新设立了护乌桓校尉对其进行管理。至此，匈奴乌桓鲜卑的联合被打破，汉王朝以乌桓、鲜卑制匈奴，以鲜卑制匈奴、乌桓的局面形成，东汉王朝于北边的防御体系成功建立达到了“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的结果。成功使汉明帝、章帝时期“北边”安定，民族关系相对缓和。
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国力凋敝，边境扰乱。故而采取的战略方式就是构建北边防御对匈奴消极防御的同时，积极采取羁縻政策笼络鲜卑乌桓以肢解匈奴势力，最终促成了匈奴、乌桓、鲜备三者间相互制衡的局面，使矛盾冲突得以控制，取得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但是，这种羁縻政策使朝鲜地区边疆控制范围被迫收缩。
又同时具有一定的隐患：鲜卑的归附是基于边境武力的威慑和“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的巨大耗费下进行的。而乌桓族生活习性较为原始“天性轻黠，好为寇贼”，如果不加以控制就容易造成“必复侵掠居人”的后果。
在封建王朝的中前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尚且能维持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以保持对周边民族的吸引和威慑。而到帝国中后期，政治昏暗，内耗严重时，汉王朝的北边经略就会产生新的危机。
后期北边经略的失败
东汉中前期北边经略依靠屯兵建立防御体系和联合羁縻各游牧民族部落的战略规划，取得了一段时间的安定，并成功击败了北匈奴使其远遁。但是北匈奴逃亡后，其留下的势力为南匈奴和鲜卑二者所继承，势力增长。同时汉帝国开始进入中后期以来，政治昏暗国力下行，又同时面对其他方面的边疆危机，对北边的经略就表现得迟滞和消极，难以对边疆战略进行及时调整，最后使帝国的北边经略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陷入了动荡中。
北方草原的其他民族势力地位发生巨大变化，汉帝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变化，宋均曾上疏应将北匈奴“以为外扞”，认为鲜卑、南匈奴都是由于北匈奴的威胁和汉帝国的重赏而臣服，对北匈奴的彻底打击会壮大鲜卑和南匈奴的势力，所以应当招附北匈奴。
在永元三年，窦宪就上书“立於除鞬为北单于”得到了朝廷的许可，但是遭到袁安等人的反对。袁安等认为“以一朝之计，违二世之规，失信于所养，建立于无功。今若失信于一屯，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频繁变动政策会失信于游牧民族，有可能引发集体动乱。
同时北边民族间有较深的仇恨，贸然招抚北匈奴会引发乌桓、鲜卑和汉帝国间的对立“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凡人之情，咸畏仇雠，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并且会招抚北匈奴还会加剧汉帝国的经济压力“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众臣的激烈反对，加之主导人窦宪的身死，使汉帝国未能招附北匈奴，没有在这次北边诸民族势力变动中抓住机会调整经略，最终让南匈奴和鲜卑吸收了北匈奴的遗产。
这次事件表现出在汉王朝边疆经略的重心依然是匈奴部，而对其他民族的发展变化有所忽视。并且也表现汉帝国经济，国力开始下行，而南匈奴则在长期的经济扶持与军事联合的政策下，实力大为增长，再次成为了北边隐患。
东汉王朝在经略北边时，对少数民族武力有很大依靠，多次联合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是北边少数民族的这种联合是基于汉帝国自身强大的势力和大量金钱支出的条件下达成的。
建武年间，南匈奴归附时就赐予大量赏赐，并且“岁以为常”，袁安更是直接指出每年要给支付给匈奴的钱财达一亿九十余万。鲜卑、乌桓的归附也伴随着大量的赏赐，给鲜卑的赐予甚至需要“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这对汉帝国而言是巨大的经济压力。到东汉王朝中期，西边经略出现严重失误，西羌民族掀起了三次大规模暴动，使并、凉两州地区“发冢露胔，死生涂炭”，东汉的军队“兵连师老，不暂宁息”。
总的来说，汉王朝为平定西羌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这使东汉匈奴、鲜卑势力壮大的情况下，也无力再驻屯重兵构建防线，也难以用依靠经济力量安抚北边诸族。可以说，东汉帝国中期对西边经略的失误极大的冲击了其余边疆秩序的稳定，使国家实力严重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