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
西汉外戚崛起逻辑——王莽揭秘(一)
汉初诸子百家学派思想之变迁——王莽揭秘（二）
西汉儒家进阶之路——王莽揭秘(三)
儒家站上天平的一端——王莽揭秘(四)
十、“汉道”余威，儒家碰壁
第一位儒家天子
汉宣帝临终时，给儿子汉元帝留下辅政班底如下：
外戚乐陵侯史高
(宣帝表叔
)为大司马，就是之前的太尉，掌握军权；
丞相于定国幼时习法，后担任廷尉，儒法兼修，统筹外朝事务；
太子太傅萧望之
(上篇提及曾帮助汉宣帝举行儒学会议，汉初三杰萧何七世孙)
，担任前将军，光禄勋，总领宫内事务，他是一位大儒，太子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为其下属；
宦官弘恭和石显分别担任中书令和中书仆射，此时还是要职，负责皇室文库档案，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
很显然，汉宣帝留下的是一个“外戚、儒臣、宦官”相互制衡的班底。
（关于汉元帝，顺便说一句，汉元帝的皇后是王政君——王莽的姑母。另外，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就发生在汉元帝时期。）
但是这个班底的平衡是极其脆弱的，汉元帝作为嫡系皇族中第一个完整接受儒家教育(主要是齐学)的皇帝，被儒家寄予厚望，包括重用儒臣，打击文法吏，消除社会问题，爱民爱人，推动礼制改革等。
萧望之挑选精通儒学的宗室成员刘向(原名刘更生，整理编辑《战国策》、《山海经》等)进入宫廷，担任“给事中”，侍从皇帝左右，这样皇帝身边的儒家力量再次增加，隐隐有压过外戚和宦官之意。
外戚和宦官本身的权力来源就是皇权，此时宦官担任的中书令，本质上是文法吏的代表。文法吏从汉初以来，一直担当着各级机构的“经办”，负责执行法令，与身居高位、掌握话语权但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儒臣，在利益和政治理念上均有冲突。
面对儒臣们咄咄逼人的压力，外戚史高和宦官弘恭、石显结盟。萧望之等儒臣劝谏皇帝按照儒家理想治理天下，而外戚和宦官则拿汉室传统做法(“霸王道杂之”的法家思想)来对抗。
“王霸”冲突——帝师殉道
一方面出于儒家对宦官的天生厌恶，一方面处于外朝与内朝的对抗需要，萧望之决定拔掉弘恭、石显这两个宦官，将中书令换成儒家士大夫担任。但是作为萧望之一手教导成长的汉元帝，并没有听师傅的意见，反而将给事中刘向明升暗降，调离宫禁。
会稽郡有位名叫郑朋的年轻人，上书批判外戚史高的罪过，吹捧萧望之为“当代周公”，但后来萧望之发现此人品行不端，不予理睬。郑朋投到史高门下，反过来批判萧望之、周堪等人，诬陷说之前批评史高的奏疏是萧望之指使。
史料记载如下：
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
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
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而朋为黄门郎。
《汉书·萧望之传》
大意是郑朋向皇帝告发萧望之私结朋党、诬陷大臣、离间外戚，专制擅权，汉元帝不知“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狱，后来发现后，就把萧望之放出来，罢免职位，周堪、刘向则被贬为庶人。
几个月后，汉元帝准备重新起用萧望之，但萧望之的儿子却上书为其父鸣冤。史料记载如下：
天子方倚欲以为丞相，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
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为将军辅政...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
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亡所忧。”上乃可其奏。
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望之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饮鸩自杀。
《汉书·萧望之传》
大意是皇帝近臣认为萧望之在教唆儿子鸣冤，提请逮捕。汉元帝担心萧望之刚正不肯受辱，石显等人说言语获罪乃是小罪，不至于做傻事，汉元帝准奏之后，骑兵包围萧宅，萧望之夫人认为这不是皇帝的本意，但门下有位叫朱云的人劝说萧望之自裁，来维护尊严，于是萧望之饮鸩自杀。
汉元帝为何会放任自己的师傅死亡？好像是汉元帝受到近臣蒙蔽。但是从过程来看，汉元帝不可能一直犯低级错误，可能的原因还是父亲汉宣帝曾经警告：“乱我家者，太子也！”汉室之道在于“霸王者杂之”，所以元帝相比于儒臣，更信任文法吏和外戚。
由儒学教导并被儒家寄予厚望的汉元帝，承载着儒家对圣君的期望。但是，汉元帝以阴柔之手段杀掉师傅，仅此一件事，就足以寒了广大儒生的心。汉元帝由此失去儒家圣君的资格。
十一、祭祀之争，独尊儒礼
灾异反噬
汉朝人信奉鬼神之说，信奉天上地下是同一个世界，上天不语，但是会通过祥瑞灾异来表达意志，体现对统治者的真实态度。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贾生》一诗中，写下“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诗句，讽刺汉文帝召见贾谊时，只问鬼神之事。这侧面说明汉朝人至少从汉文帝时期，就信奉鬼神之说，这跟当时的大环境有关，所以齐学派才有生存成长的土壤。
上文说道，汉元帝是第一个接受完整儒家教育的皇帝，而且他学习的是讲究天人感应、祥瑞灾异的齐学。不巧的是，在汉元帝统治时期，史书记载的灾异特别多。
汉宣帝时寻找祥瑞，通过儒家中公羊学派的解释，来昭示政权合法性，如今轮到儿子汉元帝，这些灾异也需要合法解释。
元帝忧心忡忡，每次都很紧张，下了许多“罪己诏”，他越害怕灾异，就越笃信儒家；越是笃信儒家，就会发现灾异越来越多。有史料记载如下：
(京)房因免冠顿首，曰:
“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
上曰:“亦极乱耳！今为乱者谁哉？”
《汉书·京房传》
灾异频发就意味着上天不满，上天不满就要转移天命。要想避免，皇室就得改制。儒家涵养多年，势力越来越大，改制要求也越来越高，班彪后来说过一句话：
“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
《汉书·韦贤传》
一个是宗庙制度的改革，一个是祭祀制度的重置，还有一个是最高级别官制的改革。
这三件事对儒家都非常重要，属于最基础最核心的制度。全部实施之后就意味着，汉朝从“霸王道杂之”真正转向了“独尊儒术”。
宗庙改制
宗庙，就是汉室自家的庙。
高皇帝定天下后，在长安和郡国立了太上皇庙。后来，每死一位皇帝，都会在长安周边立庙，部分郡国也要立庙。到了汉元帝的时候，宗庙全国已达有一百七十余所，由此产生巨大的财政负担。
这一时期，地方的诸侯郡国已经牢固地被中央控制，而且，祭祀皇室的列祖列宗被看作嫡子的特权，诸侯王祭祀的话不合礼，所以皇室宗庙只在长安保留由皇帝主持就好。
贡禹是刘奭的御史大夫，在儒生们关于宗庙改制的呼声下，他向刘奭提了宗庙改制的建议。汉朝的经学也从董仲舒开创的“天人感应”向着“复礼复古”转变。
既然原来的宗庙数量多，又不合乎礼，所以改制的目标比较明确：
首先把各郡国的皇室宗庙都撤销；
在中央，把宗庙分成三类：
刘邦是立国者、最早受命的皇帝，是始祖，庙号太祖，独为一类“祖庙”；文帝、武帝比较有功德，庙号分别为太宗、世宗，为第二类“宗庙”；其他的按照血缘关系，只保留四世，为第三类“亲庙”；
超过四世说明亲缘已尽，原先立的庙就要“毁庙”，“毁”不是破坏摧毁，而是不再单独祭祀、不再维护的意思。
宗庙制度还有一些其他规则，就不再介绍了。总之汉元帝搞的宗庙改革，到了汉成帝时期就差不多了，不过最终定型还要等到王莽时期。
郊祀改制
刘邦刚起兵时祭祀土地庙，后来祭祀蚩尤。刘邦入咸阳后，发现百姓在雍城附近祭祀上帝，称为“雍畤”，此处神祇为赤、白、青、黄四帝，刘邦又加入“黑帝”，形成了祭祀五帝的“雍五畤”。
汉文帝在保留“雍五畤”的同时，在渭阳搞了“五帝庙”，把五帝合在一起祭祀。
汉武帝又在甘泉建立了“泰畤”，在五帝之上搞了一个“太一神”，相当于天神，在“泰畤”祭天；有祭天就得祀地，汉武帝就在出土宝鼎的汾阴建立了“后土祠”。(汉武帝封禅时就使用这里的祭天祀地之礼。)
在儒家看来，这些祭祀太过混乱，最好清除，另立郊祀之礼。支持这一工作的就是“凿壁借光”的匡衡。在匡衡看来，天子郊祀要在长安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汉成帝刘骜笃信儒学，支持匡衡。
但宗室成员刘向反对，他认为汉朝的郊祀宗庙等礼仪，都是当初祖宗和贤臣一同定下来的，不能随便取消。刘向世代习谷梁学，与匡衡所习的公羊学不同，刘向认为制作礼乐要兼容汉道和儒道。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匡衡对郊祀的“改制”，其实是推倒重来。在许多皇室成员看来，这是王道彻底压倒霸道的做法——如此不尊重先王旧典，意味着汉室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再来自先祖的征服和功德，而是由儒家说了算。
不久，太后王政君下诏，恢复雍、甘泉、汾阴三处祭祀，废止“南北郊祀”，但这只是儒家改制中的小波澜。
通三统与定三公
所谓“通三统”，就是保存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不灭。汉朝要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封以很高的爵位，有封地。（周朝把夏的后嗣封在杞国，商的后嗣封在宋国。）
汉朝不承认秦朝合法性，因此“三统”即商、周、汉。汉武帝把周的后裔封为君；成帝则把孔子的后裔封为侯——孔子是商朝贵族的后代。不久之后，两者都晋为“公”爵。
前几篇文章中介绍过，汉家最初的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汉武帝用内朝官大司马大将军实际履行太尉的武职(如名将卫青曾担任大司马)。
儒家官员认为应该建立符合儒经的三公制度，于是汉成帝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大司马给予了印绶并改为外朝官，地位与丞相等同。汉哀帝时将丞相改为“大司徒”，新的三公制度(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就此确立，直到东汉时期刘秀改制。
“通三统”和“建三公”这两件事虽然是形式上的变革，但传递的信号却很强烈——“霸王道杂之”的汉道式微，而儒家的王道正在崛起。
十二、外戚王氏发迹之路
终于轮到王莽出场了。在后面的历史事件中，王莽是核心角色，再不出来恐怕读者都忘记本系列的主角是谁了吧。
长寿的王政君
王政君一生活了84岁，这在古代极为高寿。
她是汉元帝的皇后，儿子汉成帝刘骜继位后，她被尊为皇太后。汉哀帝刘欣继位，虽然不是亲祖母，但她依然被尊为太皇太后。等到汉哀帝之后，王莽篡汉时，她依然健在。因此我们讨论王莽，王政君是绕不过去的。
汉元帝时期，王氏虽然为外戚，但并无多大势力。父亲王禁只是名位高，并无实权。王禁去世后，王凤(王政君的哥哥)继承爵位，并担任卫尉、侍中(中朝官)，经常见到皇帝，王氏才有起色。
此时还没王莽什么事情，他出生在汉元帝年间，王政君是他的姑母。
最有权势的外戚史家(鲁国名门，外戚关系可追溯到卫太子刘据的妾室史良娣，汉武帝的儿媳妇)，看准了王政君的柔顺，与之结盟，希望在太子(汉成帝)即位后继续保持原有地位，毕竟史家与现任皇帝的血缘越来越远。
汉元帝驾崩后，太子刘骜即位，为汉成帝。旧外戚势力依然强大，如许氏家族(汉元帝之母出身许家)中从汉元帝时期就一直担任大司马。成帝即位后，王凤依照惯例，以大将军的身份同时担任大司马。
同时，王政君的七个兄弟全部封侯——除了王莽的父亲，他因为早死，没赶上好时候。至于王莽，当时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十三岁小儿，封侯跟他无关。
王家崛起路线图
此时王家的权力核心，在大司马王凤身上。
成帝刚即位不久，长安刮起沙尘暴。史料记载如下：
其夏，黄雾四塞终日。天子以问谏...对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
凤于是惧，上书辞谢曰：“陛下即位，思慕谅闇，故诏臣凤典领尚书事，上无以明圣德，下无以益政治。今有茀星天地赤黄之异，咎在臣凤，当伏显戮，以谢天下。今谅门闇已毕，大义皆举，宜躬亲万机，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辞职。
上报曰：“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缪，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将军乃引过自予...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将军以事，诚欲庶几有成，显先祖之功德。将军其专心固意，辅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汉书·元后传》
大意是儒生按照齐学观点，直指此时灾异是因为王氏“无功封侯”，王凤上书辞官，让皇帝亲政。皇帝说自己涉世未深，这次灾异是自己过错，跟王凤无关，并让王凤继续担任要职，不要有疑心。
几年后，汉成帝让另一名大司马许嘉退休，王凤成为唯一的大司马，大权在握。
王凤担任大司马期间，吸收皇帝周边的人为自己所用，从而确保皇帝不会脱离王家掌控；对于其他的大臣、外戚、诸侯，王凤也使用手段扫除威胁。
王氏家族终于全面掌权，后生子弟也开始占据朝廷内外的许多职位。公卿士大夫见识到王氏家族的实力，或是明哲保身，或是投靠。王凤虽然专擅弄权，但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对于人才也敢于拔擢重用。
王氏一门主要人员如下：
王凤辅政十一年去世，其弟王音继任大司马。在王凤生病期间，外甥淳于长和侄子王莽亲侍汤药，日夜不休，两人由此进入王凤视野，成为下一代的种子选手。
又过八年，王音去世，其弟王商接任大司马；又过四年，王商去世，其弟王根接任大司马。
王根辅政五年后退休，此时王凤这一代人已无合适之人，于是王根推举当时已是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的王莽接任大司马一职。
青年才俊王莽
下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王莽身上。
在王氏的众多兄弟中，王莽最悲催。年纪很小时父亲死了，没过几年，哥哥死了。年纪轻轻的王莽，就得赡养寡居的母亲、嫂子，还有侄子和自己的儿女。
王家身名显赫，但也是众矢之的，一旦天下有任何灾异，总有矛头会指向权倾天下的王家。王莽意识到世间还有比权力更大的权威——那便是儒学。
王氏家族的纨绔子弟里，王莽变得另类：别人不学无术，花天酒地，王莽勤学刻苦，严于修身；别人竞逐豪奢，声色犬马，王莽缁衣束带，儒生打扮。
汉朝外戚进可以为权臣，退可以为亲贵，类似汉家传统的“文法吏”，但王氏不同，家族内部读经、养贤、争名——当然，绝大多数只是做做样子。
只有王莽，诚心学习儒学。他结交往来的都是名士，如前文提到刘向的儿子刘歆，西汉有名的辞赋家扬雄，还有一个人叫陈汤，也许多数人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但是他说过非常有逼格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王莽结交的朋友里还有班婕妤的亲戚，其中一个叫班稚的与王莽关系最好，他有个孙子叫班固——《汉书》的作者，里面有关于王莽的第一篇传记。
后续我们可以看到王莽和这些人的互动，本篇就先到这里。
注：
儒家逐步成长起来后，对于国家治理有更多的话语权。作为汉朝第一个完整接受儒家教育的皇帝，汉元帝任由师傅萧望之折辱致死，这伤了儒家臣子的心。
不过，儒家依然在元帝时期开始了礼制的改革——宗庙、郊祀、通三统和定三公。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但依然潜移默化发挥作用，使得儒家对于合法性的解释增强了。
王莽出身于汉元帝时期，他的姑母王政君是历史上幸运而长寿的女人。她的屹立不倒，使得外戚王家有了更充足的底气。王凤担任大司马以来，逐步掌控权力，从而使得王氏兄弟梯次接任帝国的实质统治者大权。
而轮到王莽时，一切几乎水到渠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