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中国文化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描写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在醉意朦胧下创作出了《月下独酌》、《将进酒》等无数传世名篇。而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酒也堪称不可或缺，乃至于催生出了诸如酒店、酒楼、酒席、酒宴等词语。
当然，由于体质等原因，不同人对酒的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有人千杯不醉，就有人不胜酒力，甚至完全就不会喝酒。在这种情况下，“以茶代酒”便成为了一种既能避免自己饮酒，又不会太驳劝酒者面子的礼节。追溯历史，如今人们常说的“以茶代酒”其实最早始于三国时期，且提出这一说法的乃是东吴的著名史学家韦曜。
东汉建安九年（204），韦曜生于吴郡云阳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丹阳市一带。其实，他的本名叫做韦昭，但晋朝时史书为了避司马昭的讳才改成了曜。据《三国志》记载，他从小勤奋好学，且确实文采斐然，因此得以进入丞相府担任掾吏。不久后，韦曜被外派为西安令，此处的西安当然不是指如今的陕西省西安市，而是东吴在豫章郡设置的一个县。
担任县令表现出色的韦曜被召回朝廷，官拜尚书郎，而后又升任太子中庶子，辅佐太子孙和。赤乌十三年（250），孙和在二宫之争中失利，太子之位被废黜，韦曜则转任黄门侍郎。两年后孙权去世，其子孙亮继位，身为托孤大臣之首的诸葛恪被封为太傅，执掌东吴军政大权。
诸葛恪对韦曜的学识与文采十分推崇，于是推荐他担任了太史令，负责撰写东吴国史《吴书》。太平三年（258），权臣孙綝发动政变废黜孙亮，改立孙休为帝，韦曜被任命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刚刚即位的新君孙休也对韦曜相当敬重，不但请他校对宫中各类藏书，还打算将他留在自己身边担任侍讲。
然而，深受孙休宠信的左将军张布却在此时提出了反对意见。张布平日里多有过失，全靠阿谀奉承才身居高位，他知道韦曜为人精明而正直，担心其当上侍讲后会在孙休面前引经据典提醒孙休，于是极力劝阻。对于张布此番行为，孙休虽颇为不满，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依从，没有执意让韦曜入宫担任侍讲。
孙休在位六年而崩，由于他死时太子尚且年幼，朝中重臣濮阳兴、张布便拥立了被鲁迅称为“特等暴君”的东吴末代皇帝孙皓为新君。孙皓乃是当年被废的太子孙和之子，而韦曜恰好曾经辅佐过孙和，或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孙皓即位后很快将已经年逾花甲的韦曜封为高陵亭侯，又任命他为中书仆射，后降为侍中，同时让他长期兼任左国史，继续进行《吴书》的修撰工作。
登基的次月，孙皓便追尊自己的父亲孙和为文皇帝，另外，他又找到韦曜，希望他将自己父亲的传记归为“纪”。“纪”乃是帝王传记的专属称谓，而孙和生前仅是太子，因此，韦曜坚决不从，只愿意为孙和作“传”。韦曜的态度当然惹怒了本就脾气暴躁的孙皓，为求自保，韦曜主动请求辞去侍讲、左国史之职，只希望临终前能够完成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吴书》，但孙皓并没有答应他辞官的请求。
孙皓喜好饮宴，在设宴款待群臣时强制规定每人至少要喝七升酒，而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且年老体衰、身染疾病，显然不可能达到要求。孙皓刚即位时对韦曜非常敬重，因此常常会将韦曜面前的酒减少或直接换成茶水，这便是以茶代酒的由来。然而，由于韦曜后来多次拒绝为孙和作纪，盛怒之下的孙皓便不再允许他以茶代酒，而是逼迫他必须每次都喝够，否则就加以惩罚。
另外，孙皓在酒过三巡后还喜欢让自己的近侍嘲弄参加宴会的大臣，又命令大臣们互相揭短，以取笑他们的丑态为乐。如果有谁因不配合他的“游戏规则”让他扫兴，那么轻则被捕，重则遭诛。韦曜认为，这种互相攻讦的荒诞游戏显然不利于群臣之间的和睦，因此每当轮到他时就只是提出一些经籍义理之类的问题。凤凰二年（273），见韦曜处处和自己对着干，积怨已久的孙皓将其关入了大牢。
次年，孙皓下令诛杀韦曜，并将他的家人悉数流放到了零陵郡。韦曜死后，当年担任其助手的薛莹最终完成《吴书》，尽管这部共五十五卷的史书如今大部分已佚失，但在陈寿编撰《三国志》的过程中，它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东吴国史的修撰者，韦曜不论品德、操守还是学识、文采都可谓超群，着实令人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