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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相似与差异

历史,总是轮回性地发展的。

像“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不是就与“春秋战国”时代,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呢?

她们这两个时代,明显地,都是那种绵延几百年的战乱与动荡时代啊。

当然,他们之间也是还有不同的。

就是,“春秋战国”时代,那基本上只是内乱,却没有什么外患。

她这个时代的“尊王攘夷”,就让人感觉,这个时代的我们华夏民族呀,是很了不起的。

虽然是自己的内部打得很凶,但是,对外部势力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华夏民族,就是不容侵犯的,是吧?

但是,这个“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很不一样耶。

她是内乱、外患一起来呀。

她这个时代的“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真的是让人感觉,这个时代的我们华夏民族,实在是很窝囊、很卑贱哪。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时代,在经历了她们中间的秦汉时代之后,就会具有这样的相同和不同呢?

在这样的相同和不同的背后,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东西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她们这两个时代的相同之处。

她们这两个时代,是两个同样地长期战乱和动荡的时代;而她们长期战乱和动荡的原因,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个原因,就都是因为她们各自前面的那一个统一王朝,都被王朝下面的势力集团给架空了,王朝的天子或者皇帝,都成为了势力集团的傀儡,甚至,是直接就不存在了。

这样,她们那两个时代的整个社会秩序,就崩溃了;那两个时代的整个天下,就轮番地由不同的势力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挟天子以令诸侯”。

甚至是,实力派的势力集团,直接就一脚踢开了天子或皇帝,凭着他们自己的实力去称王称霸了。

她们你征我讨、混战不休,直到最后,有一方终于胜出,才结束了这个时代,使得天下重新回归统一。

那么,她们这两个时代的不同之处,又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能够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做到“兄弟阋xì 于墙,外御其侮”;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却会在内乱之中,还有人去开门揖盗,以致于造成“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的后果呢?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周天子——“周王”的存在。

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就还有一份基于周天子——“周王”而产生的“尊王攘夷”的道德感存在。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与周天子——“周王”具有相同地位的汉朝皇帝——汉献帝,从一开始,就被那个魏王曹丕,给废黜了,给谋权篡位了。

魏王曹丕他自己当了皇帝。

所以,以后的一代一代的皇帝,就都是和这个魏王曹丕一样,都是由谋权篡位而来的。

因为他们都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都不具有法统上的宗法意义,都得不到天下的认同,所以,她们的谋权篡位,就使得当时的天下,失去了“尊王攘夷”的道德感。

在没有了“尊王攘夷”的道德感相约束的情况下,各方势力集团,为了在事关本势力集团之生死存亡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就纷纷地向外部引进外来的少数民族势力,来为己所用。

而他们的这种短视性的行为,虽然并没有开门揖盗的本意,却实际上造成了开门揖盗的后果,以至于在后来的进一步的天下大乱中,那些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就会乘乱崛起,从而形成了“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的局面。

那么,“春秋战国”时代的周朝天子,为什么会存在得那么久呢?

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汉朝的汉献帝,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会被魏王曹丕给废黜了呢?

这就与西周王朝与东汉王朝,这两个朝代的政治体制有关了。

西周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制”;而东汉王朝的政治体制,是“郡县制”。

这个“分封制”的法统,是宗族性的;而“郡县制”的法统,是社会性的。

就是说,在西周王朝的“分封制”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是宗法性的关系。

周天子就是像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他只能管理大家族的公共事务,而并不能管理各个诸侯国的内部事务,各个诸侯国在自己的内部事务上,相对周天子是独立的、自由的。

那么,因为周天子对各个诸侯国的内部事务没有约束力,所以,各个诸侯国,就不会在意这个对他们没有约束力的周天子的继续存在了。

但是,在东汉王朝的“郡县制”下,东汉王朝的天下,是刘姓一家的,各个郡县并没有独立的自我管理权,东汉王朝的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聘用人员,他们都是给皇帝打工的。

所以,在理论上,东汉王朝的所有的官员,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官,都必须根据皇帝的诏令去行事,他们是没有自主权去决定自己分内的任何一件政治上、或军事上的事情的。

那么,在事事都要请示皇帝,不然就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那些实权性的人物,怎么甘心,自己什么事情都要去向那个徒有虚名的皇帝请示汇报呢?

所以,废黜那个徒有虚名的皇帝,自己做个真皇帝,让别人来事事向我请示汇报,这就是那些实权人物的必然选择了。

这就是周朝天子会存在得那么久,而汉朝的汉献帝从一开始,就被魏王曹丕给废黜了的原因。

那么,我们又不免继续发问,为什么周朝会是“分封制”,汉朝会是“郡县制”呢?为什么她们这两种政治体制,都避免不了天下大乱,甚至是,“郡县制”的结果,还会比“分封制”的结果要更加糟糕呢?

这就不免又要涉及到,不同生产力条件下的土地关系了。

西周时代的生产力,是以石器工具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生产力。

这种生产力所适应的生产关系,就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

而既然是奴隶制,那么,奴隶主就必须要有军队,用来压迫奴隶们从事劳动。

这就使得每个奴隶主部落,都有自己的军队。

他们的军队,不仅对内压迫奴隶们劳动,对外,也可以去攻打其他部落,去兼并其他部落的土地和奴隶。

正是由于部落之间会进行战争,会进行土地和奴隶兼并,所以,西周王朝才会实行分封制,规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都是为了维护天下秩序,制止部落之间的土地和奴隶兼并。

但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王朝没有实际的硬实力去约束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的情况下,朝廷制度,就成了一纸空文。

这就是周朝到最后天下大乱的原因。

而秦汉以来的生产力,是以铁器工具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生产力。

这种生产力所适应的生产关系,就是富人向穷人租赁土地和工具,以取得租收的生产关系。

因为这种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需要地主以武力去压迫农民们进行劳动了。

所以,这时候的地主们,就不需要养活军队,不需要利用军队来保卫生产。

那么,这时候的地主们,还能不能够进行土地兼并呢?

他们这时候虽然没有军队,不能够进行武力性的土地兼并,但是,他们有钱,他们还能够通过买卖来进行土地兼并。

而土地兼并的后果,一是导致穷富分化,社会发生动乱;二是大地主隐瞒土地数量,使朝廷减少税收,朝廷财政发生亏空。

这两种后果都是朝廷所不愿看到的,所以,朝廷会打击和制止土地兼并。

那么,地主们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朝廷的官僚体系中安插自己人,使朝廷政策无法约束到自己。

这样,朝廷被门阀士族所架空,皇帝,就成了孤家寡人。

这也就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对“春秋战国”时代的重复;甚至是“郡县制”的结果,还会比“分封制”的结果要更加糟糕。

而在他们的这个重复之中,我们也发现,她们之间的又一个不同之处。

这又一个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地主阶级联合奴隶阶级推翻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变法运动”。

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却没有这样的“变法运动”,反而是有一种“五胡乱华”所导致的中原地区地主贵族的“衣冠南渡”运动。

那么,“变法运动”,和“五胡乱华”导致的“衣冠南渡”运动的本质,分别是什么呢?

“变法运动”的本质,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领导奴隶阶级,推翻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斗争。

而“五胡乱华” 导致的“衣冠南渡”运动的本质,则是民族斗争,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向压迫他们的汉族地主贵族,寻求民族的平等与独立的斗争。

而从“变法运动”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和“五胡乱华” 导致的“衣冠南渡”运动的民族斗争的本质,我们也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向,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向,实际上是相反的。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种生产力的水平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就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所以,才有阶级斗争,才有“变法运动”。

她就是通过“变法运动”,通过阶级斗争,使一个先进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取代了一个落后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

而“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达到了她的最成熟的阶段,从而促进了这个时代的生产大扩张。

正是因为生产大扩张,需要更多的劳动者,所以,才会导致先进的中原地区,大量地向周边的落后地区吸引移民。

而这样的吸引移民,就是汉族地主贵族,没有那么多的劳动力从事生产了,就去招聘那些少数民族的劳动力,来满足他们的生产需要。

那么,这些移民,从落后地区进入到先进地区,是来做人上人的呢?还是来给这些先进地区的地主贵族当奴隶的呢?

他们肯定不是来做人上人的,而是来做奴隶的,是来接受阶级与种族的歧视、压迫、和剥削的。

而这样的阶级与种族的不平等,最终,必然会转化为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

这也就导致了后来的“五胡乱华”,有了“五胡乱华”,也就有了“衣冠南渡”。

那么,除了以上的不同之外,“春秋战国”时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有什么不同吗?

还有啊。

“春秋战国”时代,是落后的西方秦国的“变法运动”取得了成功,从而挥师东向,横扫六国。

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五胡乱华”导致中原地区的汉人贵族“衣冠南渡”,北方中原地区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而少数民族又仰慕汉人的先进文化,又大量吸引汉族中的落魄贵族和下层读书人,到他们北方去做官,去通婚,这样就造成“胡人汉化”、“汉人胡化”。

而最后的结果,就是由北方的“胡汉混合”的隋朝政权,统一了中国。

那么,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是在落后的秦国取得成功呢?

又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代,是由“胡汉混合”的隋朝政权,来结束这个长达几百年的天下动乱呢?

之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是在落后的秦国取得成功,那就是因为,秦国经济落后,使得她的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不够强大,地主阶级的势力,相对能够与奴隶主贵族势力取得平衡。

这就导致秦国的君主,能够掌握权力、掌握秩序,从而有能力推行“变法运动”。

而东方六国,之所以不能够开展“变法运动”,不是他们的君主不想开展“变法运动”,而是因为东方六国经济发达,导致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势力强大,地主阶级的势力相对弱小。

而这样的一种社会不平衡,就导致六国的君主,都是一些跛脚鸭,他们不搞“变法运动”,还可以当个名义上的君主;一旦搞“变法运动”,那么,你今天宣布“变法”,明天就得下课。

你这个位子,你不想坐,还有的是人想坐呢。

傀儡君主,也是个君主呀。

所以,秦国能够横扫六国,并不是因为秦国先进,恰恰是因为秦国落后。

六国之所以沦亡,并不是因为他们落后,恰恰是因为他们先进。

但是,先进的经济文化,会窒息先进的政治文化;先进的政治文化,恰恰是只有在落后的经济实体中,才能够得到成长,才能够彰显出其推动历史前进的价值。

这就是秦国能够后来居上,从而横扫六国的原因。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所以是由“胡汉混合”的隋朝政权来结束,隋朝政权,之所以能够最后统一中国,那就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实行杂交,可以取得杂交优势。

杂交性的文化,可以充分地保留双方的优点,而弥补双方的缺陷,从而实现淘优汰劣。

所以,通过文化杂交而形成的隋朝政权,相对南方的单一文化的汉族政权,具有文化上的优势,这就是她能够最后统一中国,结束“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乱世的原因。

最后,我们来大概地梳理一下,这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发展过程。

东汉王朝发展到她的后期,由于地主阶级的两极分化,有的地主上升为土豪,有的地主衰败成贫民,于是,“土地兼并”的现象就发生了。

当然,伴随着“土地兼并”现象发生的,是那些土豪地主与官府官僚的狼狈为奸,从而架空朝廷政权。

朝廷在不能信任她的官僚系统的情况下,就只好仰仗于和自己关系亲近的外戚与宦官。

而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争斗,就终于酿出最后的董卓之乱。

董卓之乱加上农民起义,就导致东汉王朝彻底瓦解,地方势力演变成军阀集团而相互兼并,最后,就形成了魏、蜀、吴三国。

在魏王曹丕废黜汉献帝,自立为帝的带动下,蜀王刘备,和吴王孙权也自立为帝。

然后,司马氏依样画瓢,也废黜魏帝曹奂,自立为帝,成立西晋王朝。

由于西晋王朝也是通过谋权篡位而来的,她的社会基础并不稳固,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在各自当地的影响力,远超了西晋王朝的帝王。

所以,为了避免其他的世家大族或者朝廷权臣依样画瓢,篡夺他们司马家的皇位,西晋王朝就分封了自家各宗室的成员为王,作为在地方上维护皇权的力量。

但是,这就是历史的倒退啊,这就是回到了刘邦时代的“郡国共存”啊。

所以,它就必然导致汉景帝时代的“七王之乱”的重演啊。

不过,它现在不是“七王之乱”,而是“八王之乱”。

而这个“八王之乱”的后果,就是这个西晋王朝统治集团的力量,被消耗殆尽,导致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爆发。

那么,这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就是这八王为了争帝,他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实力,当内地的劳动人手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想到去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人员,来充当他们的奴隶。

这在他们当时来说,肯定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从长远的后果来看,那就无异于是开门揖盗了。

当他们各自的力量被消耗殆尽之后,被他们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也就揭竿而起,从而形成“五胡乱华”。

而在“五胡乱华”中,这些汉族地主贵族就“衣冠南渡”,去南方建立东晋王朝。

由于东晋王朝本身就是西晋王朝“八王之乱”的结果,内部的权力争斗不会停止,加上他们来到东吴,与东吴本地的地主贵族关系又不融洽,所以,各方面的因素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偷安于江东,不可能有北伐返回故土之心。

幸亏北方匈奴、羯jié、鲜卑、氐、羌等五个主要少数民族,和汉族留下来没有南下的一些人陷入了分裂混战的状态。

从匈奴贵族刘渊于西元304年建立汉国,西元316年灭掉西晋,到北魏鲜卑拓跋部于西元439年统一北方,这130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等十五个政权,连同西南巴氐族建立的成汉,共十六国,和东晋汉族政权长期对峙,史称五胡十六国。

另外,加上汉人冉闵建立的魏、丁灵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鲜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个政权,前后总计是有21个政权。

在东晋与北方21个政权的对峙中,虽然双方互有攻伐,甚至还有像“淝水之战”那样的大战,但是,因为各自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部矛盾,所以,总体说来,南北双方都是各自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进攻对方,双方都是力不从心。

西元420年,东晋权臣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立宋国,史称南朝宋,东晋至此灭亡。

到西元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后,中国历史,就进入到南北朝时期。

在东晋王朝的时候,重要地区都是用大族作镇将的,因而就形成了割据的局面。

到南朝宋,刘裕改用皇子作镇将,从此,朝廷就不再受大族重镇的威胁。

另外,刘裕多选用寒门士子作为朝廷重臣,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这对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因为子孙的不肖,西元479年,兰陵萧氏出身的萧道成取代刘宋自立,建立了南朝齐国。

西元501年,雍州刺史萧衍乘齐朝廷内乱,结束南朝齐国的统治,建立南朝梁国。

西元557年,陈霸先废梁敬帝,自立为帝,建立陈朝。

此时,中国南方经过了多年的战乱,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注定是要短命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从西元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开始后的北朝。

北魏是由原居于东北兴安岭一带的鲜卑拓跋部所建的,又称元魏。

他们先是从兴安岭南迁到蒙古草原,靠游牧为生。

在“五胡乱华”正凶的西元338年,他们的首领什翼犍建代国,称代王。

那时他们还是在草原上,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

但是,这个国家被前秦的苻坚给灭了。

到西元386 年,什翼犍之孙拓跋珪继称代王,重建国家,不久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西元395年-439年,北魏先后击灭后燕、后秦、大夏、北凉、西秦、北燕等割据势力,统一北方。

到西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改革。

他的改革,简单来说就是“胡人汉化”。

他采用汉族的官制和律令,规定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官员及其家属,必须穿戴汉族的服饰,还将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并且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

在思想文化上,他号召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他的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胡人汉化”,但是,又在这个民族的大融合中,导致了“汉人胡化”。

这个影响,到后来的唐朝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安史之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汉人胡化”的结果。

西元524年,由于北魏首都南迁洛阳后,北方六镇鲜卑和鲜卑化贵族与将士的待遇及升迁,不如洛阳的鲜卑贵族,导致北方六镇将卒不满,从而爆发六镇之乱。

六镇之乱导致军阀割据,皇室被架空。

西元534年,孝武帝元修脱离权臣高欢,从洛阳逃至长安,投靠北魏将领、鲜卑化的匈奴人宇文泰。

次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政权由宇文泰掌握,史称西魏。

西元557年,宇文泰之侄宇文护,迫使魏恭帝禅位,西魏灭亡。

宇文护以宇文泰年幼的第三子宇文觉为帝,国号周,史称北周。

当年九月,宇文护杀宇文觉,立宇文毓yù为帝。

西元560年,宇文护又毒死宇文毓,立宇文邕yōng为帝,史称北周武帝。

西元572年,周武帝宇文邕智诛权臣宇文护,亲掌朝政。

另一边,权臣高欢在孝武帝元修逃往关中后,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孝文帝的曾孙元善见为帝,这就是东魏。

西元550年,孝静帝禅位于高欢之子高洋,东魏灭亡。

高洋立国号为齐,史称北齐。

西元577年,北周攻灭北齐,北方统一。

西元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北周亡。

西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派晋王杨广南下灭陈。

至此,自东汉末年以来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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