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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随着周天子的衰落，各诸侯国逐渐脱离周王室的掌控，政治模式从以天子为中心逐渐向以诸侯为中心转变。
政治模式的转变使以大诸侯国为核心的邦交成为春秋时期的社会特色，要想国家强盛必须处理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晋国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本国国情和国际局势的邦交策略，逐渐发展壮大为中原霸主。
社会动荡，战事频仍，外界的一切风吹草动都影响着晋国的邦交策略和国家发展。
那么，影响春秋时期晋国邦交策略的因素是什么？
一、客观因素
第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的生存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前进到何种程度，生活所需的最初原料也只能从自然中获取，人类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离不开自然环境。
春秋时期，自然环境也是各诸侯国之间开展邦交的基础，其对晋国的对外邦交事务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分为间接影响和直接影响。
间接影响。一方面，晋国的发展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国家形势的变化又影响着晋国的邦交，因此自然环境对晋国的邦交产生间接影响；
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社会政治格局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晋国的邦交无疑与当时的社会格局密切相关。
晋国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也是晋国实行对外邦交策略的客观基础，为晋国提供了邦交的政治、经济条件。
在春秋争霸过程中，晋国疆域逐渐扩张，拥有的自然资源增多，为政治和经济发展提供保障，能够使晋国在与其他诸侯国进行邦交时越来越顺利。
自然环境本身存在地理分布不规则以及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特点，人类社会的聚落也会受到地理形态的资源条件的影响。
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这一点更加突出。西周时期，民族和文化的东渐便是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春秋时晋国面临的社会地理格局正是西周东渐的结果，春秋的地理格局成为晋国展开邦交的基础，晋国本身的发展也遵循着东渐的趋势。
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自然环境直接对晋国邦交产生的影响，如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道路、由山川河流等地貌形成的天然屏障及险要关卡等。
任何文化群体自身的发展和与周围文化群体之间的联系都离不开地理基础，地理基础是每个文化群体在其疆域上的最基本部分。
可以说，交通道路是国家的经脉，失去了经脉，不仅国与国之间的交流难以实现，甚至国家内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并非易事。
道路是人们的生活痕迹，能够反映区域的地理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文化发展受地理因素的影响。
春秋时期，道路交通是晋国对外邦交的基础，无论会盟还是军事行动，都需要有合适的道路才能发展。
道路交通对群山环绕的晋国来说非常重要，是晋国执政者制定邦交计划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很久以前，重视邦交的晋国就意识到道路交通的重要性，并积极加以利用。
公元前647年，晋国的收成连年不佳，于是向秦国求援，秦穆公依据“救灾”、“恤邻”的基本国策运送粮食到晋国，秦晋邦交中出现泛舟之役。
输粟路线自秦国都城雍城出发，经渭河、华阴、黄河、汾河、浍河至晋国都城，充分利用了这一地区的水运资源。
说明当时秦国、晋国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利用地理环境进行邦交。
同时，交通道路对晋国不同阶段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会使晋国的邦交延缓甚至受到阻碍。
春秋中晚期，晋国是为中原霸主，欲与吴国展开邦交。原本晋国准备在鸡泽之会上接纳吴国加入夏盟，但吴国却因道路阻碍未能顺利到达。
晋国吸取此次的经验教训，两面后再次举行盟会时提前告知吴国时间的道路，最后吴国正式加入以晋国为盟主的夏盟。
除了平常的交通道路，险要关卡也是地理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存在，一旦关卡发生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可能中断。
险要关卡的重要性在秦晋两国的邦交中体现得最为显著，晋国灭虢后将崤山地区纳入掌控，秦国想要通过此地进入中原，必须得到晋国的许可。
在险要关卡的限制下，与晋国发展良好的关系成为秦国成就霸业的上策，这也是晋文公时期秦晋能够形成友好关系的原因。
同时，晋国的险要地形和关卡为晋国提供了可靠的防御保障，使晋国能在邦交进行得不顺利时从容对待。
因为地理环境形成的天然屏障，晋国面对不可避免的军事交锋时非常坚决，从而激发出更强的战斗力。
城濮之战中，正是拥有“表里山河”的退路，晋文公才放下后顾之忧，激发了将士极强的战斗力。
第二，经济因素。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因素随春秋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经济影响着春秋时期的社会格局，对晋国的邦交产生间接影响。
周王室的衰落使诸侯国之间的争夺兼并战争愈演愈烈，许多诸侯国被吞并，强国则在征战过程中不断扩充公室的经济系统。
因此，大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实际上是经济利益的争夺战。
春秋时期的社会格局随着周王衰落、诸侯争霸发生改变，晋国自身也随之变化。春秋时期的经济变化影响着晋国，从而对晋国的邦交产生间接影响。除此之外，经济因素在诸侯国间的邦交中还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如经济贿赂、通过采邑分配调整公室与卿大夫的经济系统等。
二、主观因素
作为精神层面的体系，文化也对晋国的邦交产生着重要影响。
文化不直接作用于邦交，而是通过对具体人的影响实现对邦交的影响。
春秋是文化冲突的时代，王道、霸道、兼并文化体系并存，形成了不同邦交策略，主要体现在邦交思想和战争方面。
对于邦交思想，齐、楚、晋、秦、吴、越这几个大国的文化体系具有明显差异。
其中，齐国和晋国以王道体系为主，邦交思想中霸道与兼并共存。齐桓公和晋文公时期，齐国和晋国都实行的“尊王攘夷”策略，便是邦交中王道思想的体现。
他们将周天子视为形式上的“天下共主”，以“尊王”的名义维护春秋时期的正常秩序。
但是，此时的周王室实力不足，没有足够的武力镇定各诸侯国，因此武力对于霸主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不仅尊王，攘夷也离不开武力加持，霸道思想无可避免。文化体系对战争方式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王道体系下的战争体现为公刑，霸道体系下的战争则体现为私刑，兼并体系下的战争则是单纯的军事兼并。
除了文化因素，邦交人员作为晋国邦交策略的执行人，对其邦交活动也产生着重要影响。
进行邦交的人员在邦交活动中的表现不仅关系到邦交活动能否顺利完成，也与邦交关系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在邦交人员中，国君和执政卿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们是邦交策略的计划者，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修正邦交任务，也能顺势利导，通过改变策略加大邦交活动中的收益。
三、政治因素
春秋邦交体系由外部政治系统构成，一方面推动着晋国的邦交，另一方面又对晋国的邦交产生一定程度的限制作用。第一，推动作用。
春秋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强弱分明，通过邦交体系开展邦交显得十分必要。
任何一个政权想要在春秋社会生存，获得一席之地，无论周王室还是大小诸侯国，都要开展对外邦交。
邦交上出现失误是春秋早期许多诸侯国灭亡的原因。周王室虽然日渐衰落，但由于其在外交上积极展开行动，先后有郑、齐、秦、晋等国家拥护周天子，因此久存。
卫国内政混乱，后来在戎狄战争中遭受灭国之灾，最终在齐国的帮助下得以复国。
同时，春秋的邦交体系动态平衡和阶段性变化也为晋国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可能性，如顺应时事与秦国结成秦晋之好。
第二，限制作用。晋国的邦交也会受到春秋时期邦交体系的限制，晋国不能脱离春秋邦交体系制定策略，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晋、齐对鲁国的争夺即是例子。
此外，春秋邦交体系的变化也会影响晋国原有的邦交关系，打乱邦交活动。
如城濮之战中晋国的实力不足，不敢贸然开战楚国，得到秦国、齐国的支持后才敢于楚国一战。
结语
晋国在春秋时期的邦交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以及政治因素等。
客观方面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的影响；主观因素包括文化体系和邦交人员，国君和执政卿的作用举足轻重；政治因素则主要是春秋时期的邦交体系对晋国邦交的推动和限制作用。
参考文献：《春秋》《史记》《二十四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