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个著名学者说过：“一个民族顶礼膜拜的对象，会告诉我们这个民族是个什么样的民族”。确实如此，偶像的身上蕴含了一个民族的设计能力和道德高度，寄托了希望和理想，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是衡量价值取向的一个标杆。
在今天代表着西方文明起源的希腊的著名阿波罗神殿大门上，仍镌刻着一句闻名遐迩的谕示：“认识自己”，但古往今来，在人类社会所有的民族中，真正能深刻认识自己的很少，由于人类性格中的各种劣根性，客观评价自己也很难。所以，我们可以对产生偶像的环境及其过程来作些剖析，以加深我们的一些自我客观认知。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位人物，就是春秋末期的著名人物范蠡，在今天，这位老爷子应该是位无数人心目中当之无愧的骨灰级偶像，不仅仅是其完美的人生，事业、权力、爱情、财富全面丰收，是无数普罗大众穷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度，更尤其在重商文化盛行的今天，其“商圣”的穹顶地位，更是令无数国人敬仰得脖子发酸。
所以，这位老爷子绝对是当今社会中一个耀眼的人生楷模，一个绝对的全民偶像。
然而，这个偶像的形成恐怕很多人还不知道，或者说知道的不清楚，在今天的范蠡的故事中，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的是这位老爷子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急流勇退，与西施一起隐居于太湖，最后经商成为天下第一富翁，过程中三次散尽家财，三次重新崛起，被誉为“陶朱公”，也由此奠定了他“商圣”的地位。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故事是有极大水分的。不光是其中本身就有诸多疑问，更很多是后人为了需要而添油加醋让这个故事如此圆满的。要说到这个故事，得让我们先从范蠡时期的历史大背景说起。
范蠡的前半生与楚吴越三地都有密切关系。这三个国家在古代史书中被贴上“蛮夷之地”的标签，属于是华夏文明圈的边缘。但是，现代考古学知识告诉我们，在五六千年前，那里其实已经是创建华夏文明殿堂的重要支柱之一。
文献典籍就有揭示，三四千年前，这里就成为华夏文明北方系统扩张南下落户的最早据点。楚国的上层与黄帝一族有着血缘关系，越国的统治者则是夏禹的后裔，吴国更是周人的一支。并且吴国上层始终传承着周人的文化。
如春秋末年，吴国的上层精英季札到中原各国出使巡游了一次，其举止言谈、学识水平，就像当年一颗划过夜空的彗星，光彩夺目，其华夏文化底蕴之深厚，绝不比中原各国的顶尖人物差，连当年的孔子也是称赞不已。
不过吴越之地像季札这样优秀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以其作为当地文化的代表，显然有些不妥。应该说，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楚、吴、越的社会上层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来自华夏与东夷、百越等文化混合的影响。
季札
所以中原各国奉行的周礼对他们的约束力较小，由此也所以被古时候史书称为“蛮夷之地”，例如各国还在奉行“尊王攘夷”时，楚国便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藐视周王室，表达了取而代之的意愿。
这三国人都有一个共性：好像都不大善于理性控制，更习惯于情感宣泄和出手狠辣。司马迁曾把它总结为：“荆楚徱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班固也有记载， “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不过也各有不同的地方：其中楚国更接近中原文化，所以人才较多，既有狂人“接舆”一类敢说敢做且不受拘束的隐士，也有老子、环渊等大思想家，更有叔孙敖、伍子胥等政治家，不过大多在本土都不大被重用，而本土留下来的知识精英更偏向于在文学艺术上释放能量，如战国诗人屈原、书法家兼文学家李斯都出生于此，不是没有原因的。
吴越两国则是盛产狠人。春秋战国时的五大著名刺客，这里就占据了两个席位：专诸和要离。尤其是后者，无论从刺客的职业操守（为完成任务不惜设计苦肉计），还是做人底线（任务完成后以死谢妻儿和新老雇主，绝不贪图富贵苟活），其狠劲和操守都远高于古今的无数刺客。
这两个刺客体现出来的这片土地上的奉行的超级狠劲，还表现在伍子胥和勾践身上，而且进一步浓缩为一种睚眦必报的复仇精神。如伍子胥的鞭尸旧主，勾践的卧薪尝胆，夫差虽然也具有复仇精神，但由于没有赶尽杀绝的狠劲而最终被逼自杀，这也成为后人所总结出的斩草要除根的沉痛教训。所以越国与吴国相比，其实更加野蛮。勾践初继位就突出地体现在与吴国的槜李之战上。
本来当时吴国人强马壮，又挟破楚余威，占据优势。但越国使用死囚在阵前集体自杀，全面镇住了吴国军队。当时连吴国军队中包括统帅之一的大军事家孙武都全看傻了，谁也没见过这阵仗，战机转瞬即逝，越军趁吴军愣神的机会，全面出击，大获全胜，吴王阖闾也在此役受伤身亡。由此揭开吴越两国复仇争霸大戏的序幕。
春秋中晚期，东南地区在楚国的带动下，借着中原各国礼崩乐坏、战火纷飞，无瑕南顾的有利时机，迅速崛起，不仅大肆扩张，而且开始北上争霸，成为让各国忌惮避让的一股强大国际势力。《公羊传》中就说，当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其中南夷指的就是楚、吴、越三国，意思是他们与北方的戎狄交替剑指中原，使华夏文明圈命悬一线。
其影响之一，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让历史呈现出一种大势：谁受传统的华夏文明影响较少，谁就有可能成为胜利者。所以吴与楚国比，跟华夏诸国来往更少，蛮夷的色彩更浓，最后我们看到，伍子胥和孙武就曾一度打残了楚国。
而越国相较于吴国则更为落后，但也是越国最后灭掉了吴国。秦国也是如此，被中原各国视为华夏礼仪圈外的虎狼之国，但横扫六国如卷席。文明在野蛮面前经常不堪一击，这种趋势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也屡屡重复上演，直到近代才被彻底扭转。
在这种大趋势下，东南地区的人才开始有向落后地区流动的趋向。其中最重要的人才，如伍子胥、孙武、范蠡、文种等，除孙武是齐国人外，其他均出于楚国。这种楚材被吴越用的结果，就是重创了楚国，成就了吴越，成为春秋历史上的亮点。
几个人也就此被后人口耳相传变成了神一级的人物：伍子胥是复仇之神，孙武是军神，范蠡是商圣。而尤其是范蠡到最后被塑造得几近完美。
看完大背景，我们再来看下范蠡的封神之路，仔细推究一下历史，范蠡形象从模糊到清晰的定型大致经历了几个时期：战国、汉、晋、唐。
吴越争霸是春秋晚期东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范蠡是直接参与其中的重要人物。但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左传》中，只有很少的记载，只说了越国失败后，文种被派去通过吴太宰嚭达成投降保命的协议，对范先生连提都没提。
而成书于战国的《国语》也是明确记载当勾践被夫差打败，困于会稽山，是文种出主意暂时放下身段投降，到吴宫做奴隶，以待机再起，大夫诸暨郢出面联系遭拒后，文种又买通伯嚭谋求生路。伍子胥劝谏夫差，对文种“勇而善谋”深为忧虑，完全没有关于勾践君臣在吴宫服苦役的记录，
在《国语》中，范蠡的名字出现在勾践归国后准备报复攻打吴国的时候。勾践数次征求范蠡的意见，被范大夫几次否定，直到条件成熟，才点头同意。功成后，范蠡去国出走，不知所终。仅凭就这点资料，确实很难引起后人极大关注。
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到了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中，就开始已经把范蠡的名字排在文种前面，认为他对勾践的影响力更大。
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对范蠡重视起来，并大加笔墨，赞赏有加，在《越世家》和《货殖列传》中都用较多篇幅描述了范蠡。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勾践没听范蠡的劝告，强行与吴决战，战败后是老范劝勾践不要自杀，留得青山在发愤待时机。然后文种作代表谈判，买通伯嚭，诸暨郢则完全不见了。
而在伍子胥担心的人中，又增加了老范的名字。同时勾践没有去吴国服役，直接从会稽山返国，由文种主持国政，派遣范蠡与大夫柘稽到吴国作人质，两年后放还。随后越灭吴，文种的“伐吴七术”起了主要作用。
但是在《货殖列传》中“伐吴七术”又说成了“计然七策”。还记载了灭吴后，范看出勾践难与共富贵，便弃官出走，从齐国寄信给文种告诫其逃离自保。在《国语》没写明白的范蠡的下落，太史公给写出来了。不但有范蠡长了本事，经商发财的情节，还提供了三个儿子的信息。一个做官经商都获得巨大成功的历史楷模就这样渐渐被一根粗线条给塑造出来了。
《史记·货殖列传》
我们从上面看到，太史公在发掘这段历史的同时，还留下了许多难解的谜题。我们且选几条来看看：
其一，战国的史料曾有范蠡与伍子胥同样结局的暗示，西汉写过《过秦论》的著名名士贾谊也有范蠡被绑上石头沉湖的记载。这些都比司马迁早。太史公当时为何既不理会战国史书，也没有采用这些著名学者的记载，但又没告诉我们他的资料来源，叫人确实难以判定真伪？
其二，《史记》说范蠡到齐国后，改名“鸱夷子皮”，曾任国相。不过，在别的史书中找不到齐国任何国相中有一个叫“鸱夷子皮”的人。《墨子》和《韩非子》倒是都记过一个相同名字的人，此人是齐国权臣田成子（也叫陈恒、田常）的家臣，是由孔子举荐的，但时间是在越灭吴前，显然与范大夫不是一个人。那么范先生离开越国后，到过齐国吗？是否用过“鸱夷子皮”这个名字？不能不教人生疑。
其三，陶朱公是范蠡迁居陶后改的又一个比本名更加响亮的名字。然而这个名字也有质疑，贾谊就曾记过战国梁惠王向陶朱公咨询疑案的事情，此公肯定非彼公，时间上就搭不上，所以无须解释。为什么重名的事情屡屡发生在范老爷子身上？陶朱公的叫法也许较普通，这个我们能理解，但“鸱夷子皮”这么奇怪的名字也能重复，不能不让人惊到合不拢嘴。
其四，“计然七策”，这个“计然”不知道让多少史学家死掉了无数脑细胞！究竟这是人名、书名，还是文种的别名，或者根本就是《史记》所说“乃用范蠡计然”的延续，也就是说，就是范蠡的计策、主意？这个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并且，如果连行踪、名字都不能确定，怎么能还有其数次散尽家财，又数次再创业成功，积累家财巨万的大商人就是范蠡？司马迁所描绘的这个人生偶像确实疑点重重？难道是老人家想象出来的“乌有先生”？太史公完全是给后代留下了一个“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倒糊涂了”的烦恼。
司马迁
由此我们可见，如果连这些都没有理清楚，范蠡封神故事的可信度有多高，恐怕不需要细细掰扯了吧？然而从某些国人的心理需要上来说，却是弃之可惜，所以干脆无视。
到了东汉，学者对吴越两国的史事人物更加关注，兴趣更浓。《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更进一步地补充了范蠡青春期的叛逆风采到与文种的相知相识，随后结伴离楚入越，以及后来陪同勾践去吴国服贱役，归国后在军事、建筑、国策制定等方面建树的十分具体详细的大量资料。
如其中算定夫差病愈的时间，勾践尝粪后患口臭，老范就让随从都吃岑草（鱼腥草）混淆气息，为老板遮掩。把范大夫描绘得能阴谋、通治国、善军事、懂建筑、明礼仪、知医学、会相术、晓天文、识进退、精商道，无所不通的全能型人才。
不仅如此，《越绝书》还编出了一个范蠡、西施最后相携归隐江湖的千古流传的浪漫爱情故事。估计作者本意是想来个圆满结局，不料反而露出更大破绽。因为说西施的人，都绕不过去《墨子》中关于西施最后被沉入水中的记载，除非有更可靠的资料足以否定这一条。
同时至今，没有任何东汉以前的西施被用作美人计的工具献给夫差的记录，就更别说和老范同志能有什么瓜葛了。而《吴越春秋》则说的是西施是在吴亡后，被越国人塞进“鸱夷”（皮囊）中沉于江。这确实为人们把这个故事与那个名字“鸱夷子皮”联系起来提供了方便。
后人所以还也真有人认定西施死后，老范改此名以作纪念。其实想来，这顶给范蠡戴上的情圣高帽，实在是某些后人的自作多情。
其实，真实的范蠡作为政治家的狠辣无情远超一般人想象，我们可以来看看下面这些事例。
首先，让死囚阵前自杀的槜李之战，范蠡就有主谋的嫌疑，可见其的狠劲。其次，吴国闹灾，向越国借粮做种，范蠡则把粮食全部蒸过，致使来年吴国颗粒无收，无数饥民饿死，陷入更大危机。也有一说他不答应借粮，导致的吴国大饥荒，而在此之前，吴国夫差却曾借粮给越国，帮助其度过荒年。最后，吴败后求降，范蠡坚决拒绝，逼得夫差绝望自杀。其手段之绝，为人之狠可见一斑。
也许你可以说政治上没有仁慈，这个本人不否认。但这里想说的是，这样一个利益至上，视人命为草芥的狠人，会无限温情、满怀柔意地怀念情人，实在叫人难以相信。
据报道浙江绍兴曾出土过两面吴越人物像东汉铜镜，上有题款注明是吴王、伍子胥、越王、范蠡、越王和二女。绘有吴王怒对子胥，子胥挥剑自刎，越王与范蠡密语等像，其中二女应该是越献给吴王的礼物。可见，东汉时范蠡的故事已经深入到民间日常生活中，广为流传了。这应该是《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这一类著作产生的背景或基础。
浙江绍兴出土的东汉铜镜
到了魏晋时期，一些文人继续为范蠡圆梦，当年的《皇览》《会稽典录》和《晋中经簿》都为范蠡形象更添加了重要的几笔。如《会稽典录》说范蠡虽然年少轻狂，但在文种再顾家门时，便借衣冠打扮一番，而且言谈极为投机，前后判若两人，衬托出文种的超人眼力和范蠡的真才实学。
另两部还则为范蠡捋出了其学术渊源，还配上了老师，结果范蠡成为了计然的弟子。而计然不但是著名谋士、经济学家，还和道家挂上了钩。
上述三部著作虽然都失传了。但经唐代大学者颜师古、张守节、马总等引录，这些故事还是广为人知。最后到了唐代，有关范蠡的各种传闻资料基本都被发掘出来了。最终这个光彩照人的“商圣”形象跃然而纸上，并且流传至今。
但是，如果你真要较真的话，摆在我们面前有关范蠡的这些资料仍是矛盾重重，如早期史料中文种的言语想法及行为，后来有些就直接转接到范蠡身上。同时，从少年装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见了文种之后，立刻变为老成持重，稳健运筹的谋略家，转变之速，很像文学小说手法，让人不敢相信。
在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范蠡的身上不光有着楚狂接舆、子路、子贡等隐士的结合，也有着儒家和道家、兵家、相士的影子，简直是个复杂不能再复杂的综合承载体，这在正常的人的身上是很难出现的，所以这些也应该是某些小说手法的创作。
历史发展到春秋晚期，士的阶层已有较大上升腾挪空间，自由独立人格思想也逐渐普及，所以开始出现范蠡、文种这一类的记载，而战国时的人看中的也是范蠡功成之后能按照自己意志把握人生，选择出路，并在其中反证文种未听朋友劝说，及时引退避难而招致大祸，应该也是这类思想的体现。
而到了司马迁这里，一方面从自己的惨痛经历出发羡慕范蠡能自由安排人生，全身而退，另一方面作为历史学家也深知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有“崇势利羞贫贱”的倾向，所以对范蠡的经商格外关注，并把“鸱夷子皮”和陶朱公的事迹都归于范蠡的名下。从这一点上也反映了战国时华夏地区出现的资本经济蓬勃发展势头。
东汉和魏晋时的地方史志也根据民间传说进一步拾遗补缺，拼凑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范蠡人生，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普遍推崇少年特立独行、同时希望慧眼识珠，另一方面则映射出人们向往圆满潇洒人生的美好愿望或梦想。
确实，历史勾画出的范蠡已近完美，一生事事顺利，学业、爱情、家庭、子女、事业等等无不美满，但如果再能自己把握人生的起落，操纵自如，收放随意，任谁也奈何不得，这不是人人梦寐以求的人生最高境界吗？
于是乎，就这样，范蠡的形象一步步被完善，最后到达了这个人生完美的巅峰，世人皆是如此，越完美越难实现的目标，越会被憧憬。范蠡的故事正是由此而生。然而，生活中真正能达到这个目标的人，这里不敢说绝对没有，说千万分之一，大概应该不算是过于谨慎吧。
编织一个圆满的故事，是民间传说和某些不负责的史书的职能和套路之一，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实现不了，黄粱一枕，梦想一下，这不是错误。虚构一下，更构不成罪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所以范蠡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历史上一直评价都很不错。
不过，随着时代的改变，人们对范蠡的评价也有随之改变的时候。甚至早年人们对范蠡的赞赏：“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到了唐宋时期，一些著名文人就开始不买账了。韩愈就指斥其：“为人谋而不忠，范蠡其近之矣。”
到了苏东坡老爷子这里，甚至直接展开了人身攻击，“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这句话是源自范蠡给文种的信中说勾践‘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意思是范蠡也是这样的人，只不过不知苏老爷子是从哪里看到的老范画像或造型的？
甚至后来还有人认为，范蠡的全身而退是造成后世君臣相互猜忌的起始原因。所以他们更推崇文种的愚忠。
今天的我们对这些无须再作更多评价，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被封神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经过千百年许多人共同编织出来的一个动人传说，其中真真假假，虚实混杂，但其实，掺杂了人们的希望成分更大。
也许，真相常常总不那么尽人意，那么容易满足人们美好的向往，但没办法，人性决定了真相却往往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