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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春秋战国是诸侯并起，群雄争霸的时期。
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并非共同强盛，他们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邦交关系的处置成为各个诸侯国称霸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晋国的邦交在春秋社会上有许多可借鉴之处，邦交关系的和谐是晋国能成为春秋霸主的原因之一。
春秋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晋国的邦交如何展开？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春秋早期晋国的邦交
晋国在春秋早期还没有向中原进发，其外交对象主要是周王室、戎狄和秦国。
从晋昭侯七年开始，晋国进入公室与曲沃势力内斗的时期，形成分裂局面，直到曲沃武公重新统一晋国。
政局的改变带动着晋国邦交政策的改变，文侯时期的勤王政策逐渐被经济贿赂的邦交政策替代，对外兼并的政策迅速执行，晋国的疆域迅速扩张。
在此基础上，晋国逐步建立起邦交关系的新秩序。
第一，晋国与周王室的邦交。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力逐渐减弱，君臣关系从严格变为不严格，晋国与周王室的邦交政策也从勤王变为通过经济贿赂换取政治特权。
转化过程包括晋周关系的延续、晋周关系的恶化、晋周关系的改善、晋周关系的发展等四个阶段。
在文侯时期，晋国与西周的君臣关系仍然严格，邦交以晋文侯的勤王政策为主。
春秋初年，周平王东迁，晋文侯作为夹辅周王室的重要诸侯国之一，在袒护周天子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晋国分裂时期，周王室屡次支持小宗，直到曲沃武公背叛晋公室，周王室才转而支持公室。这种反复也使曲沃武公统一晋国后，与周王室的邦交陷入僵局。
晋周关系的改善是晋国通过用经济手段向周王室换取政治特权实现的。
春秋早期的周王室财政状况十分拮据，一方面周王室原本的土地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许多诸侯国开始不向周王室缴纳贡赋，导致周王室连平常的祭祀、嫁娶等事宜都难以支持，甚至向诸侯国借取。
针对周王室财政状况不佳的情况，晋国制定了通过经济手段进行邦交的政策，这一政策很快使周王室与晋国之间的僵化关系得到缓和。
通过经济手段缓和邦交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标志着周王室与晋国之间严格的君臣关系朝着不严格发展。齐桓公称霸中原时期，晋国与周王室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第二，晋国与戎狄的邦交。春秋早期，晋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戎狄的环绕当中，经常面临着来自戎狄的威胁。
面对不利局面，晋国在军事上以防御为主，首先采取“拜戎”的措施。
晋国进行兼并战争时期，戎狄并非主要兼并对象，此期晋国对戎狄的邦交策略从被动防御变为主动发展，主要通过战与和两种手段。
第三，秦晋邦交。秦国和晋国发展邦交关系，是春秋时期影响黄河中上游地区政治走向的大事。
晋国在晋献公时期、秦国于秦穆公时期，两国先后成为黄河上游地区的强国，成为一方霸主。
晋献公与秦穆公的联姻，实际上是通过结盟的方式确认对方的势力范围，双方将近两百年的友好往来也在此基础上建立。
秦晋两国的关系从友好走向恶化是从两国统治者在利益上发生冲突开始的。
两国当初能够结成友好关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当时都需要巩固内部统治，因此当内部统治稳定，两国都准备向外扩张时，这种密切的关系恰好成为互相干涉的口实。
此外，两国能够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前提是势均力敌，晋国伴随着骊姬之乱内斗愈强时，这种平衡局面就被打破了。
晋惠公时期，他深知秦国的弱晋政策，于是背弃原本与秦国的承诺，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晋惠公的背约只能算是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两国真正的矛盾在于晋国掌握着秦国与中原往来的咽喉。
即使联姻之后，秦晋也因这条要道发生的战事冲突，晋惠公的背约无疑使冲突加剧了。
二、春秋中期晋国的邦交
到了春秋中期，西秦、北晋、南楚、东齐四大国逐鹿中原的格局已经形成，晋国的政治中心也向中原地区转移。
晋文公初年，楚国势力极速扩张，中原诸侯几乎都沦陷不利局面，晋国以“尊王攘夷”作为其邦交要旨，通过与中原诸国的广泛邦交建立起以“抗楚”为中心的中原联盟。
“尊王攘夷”的政策使晋国确立霸主地位，同时也在形式上维护了周王室“天下共主”的身份，使中原地区的礼乐制度得以延续。
晋楚争盟成为春秋中期的主题，到晋平公十二年晋楚弭兵，楚国以武力征服中原的计划彻底破产，以晋国为霸主的中原联盟取得战略上的胜利。
第一，晋国与周王室的邦交。春秋中期，晋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更为密切，“尊王攘夷”的邦交政策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在中原担任霸主，一方面可以依靠诸侯国的势力，解决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从中获得政治经济利益，晋国在这种充满优势的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
第二，晋国与戎狄的邦交。春秋中期的晋国与春秋早期大大不同，已从边隅之地的小国成长为中原霸主，其邦交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周王室和大诸侯国，戎狄处于次要位置。
晋国的疆域越来越大，渐渐从被戎狄环绕的不利局势中脱离出来，反而对戎狄形成包围。
邦交关系从防御为主发展为战略防御，区别对待戎狄内部的不同政权，同时“和戎”政策仍然执行。
但此期晋国已掌握对戎狄的主动权，戎狄更多地成为晋国通过战与和的方式获得资源的对象。
第三，晋国与大国的邦交。春秋中期，晋国与齐、秦、楚国的邦交解除较多。
在“尊王攘夷”的政策下，晋国曾联合齐、秦两国形成对抗楚国的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联合齐国建立起以晋国为主的中原联盟。
后来，秦国背叛晋国与楚国联合，齐国意图分裂中原联盟。
面对这样的不利情况，晋国从实际出发，对秦楚采取战略防御政策，同时通过军事力量制裁齐国，最终迫使秦、楚两国放弃进攻中原的计划。
晋平公十二年，晋、楚等十四个国家参加第二次的弭兵大会，晋楚共霸的局面由此形成，齐、秦作为晋国和楚国的盟友在平衡双方实力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
三、春秋晚期晋国的邦交
春秋晚期，晋国的邦交主旨从晋楚争盟向巩固中原联盟转变，其对外邦交策略也发生变化。
通过与秦国、楚国、齐国的交好，其霸主地位更加稳定。但伴随着晋国与楚国之间战争的平息，中原联盟内部的矛盾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一方面齐国与晋国争夺中原联盟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吴、蔡等国因为敌视楚国脱离中原联盟。
同时晋国国内出现严重内斗，无法分心全力对外，因此召陵之会后齐、郑、卫、鲁等国相继离开中原联盟，唯有宋国仍在坚持。
然而黄池之会后中原联盟还是无法避免地解散了，晋国汲汲营营多年的邦交关系破裂，中原霸主地位不存。
后来，吴国、越国在南方逐渐兴起，南方的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春秋整个社会的格局也发生改变，到春秋末年三家分晋，晋国不存。
四、晋国邦交对春秋时期政局的影响
晋国邦交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在春秋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春秋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晋国通过邦交活动保护了中原诸国免受戎狄、秦国、楚国的侵犯，对华夏文明的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晋国“尊王攘夷”的政策不但保存的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同时也通过霸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礼乐制度。
第三，晋国通过邦交政策不仅促进了自身与周边国家的交流，也增进了其他诸侯国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
第四，晋国的邦交对春秋社会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通过诸侯会盟，各诸侯国之间确定了交通往来、经济交流的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第五，晋国的邦交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周天子的礼乐制度，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礼乐制度，使礼乐制度与政治局势名实相符。
第六，晋国利用其他国出奔贵族进行邦交的行为促进了春秋时期的人才交流，也成为秦国客卿制形成的基础。
结语
作为春秋社会的邦交大国，晋国的邦交在春秋早期、中期、晚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面对不同的国际局势，晋国都能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邦交政策，这是其能成为中原霸主的重要原因。
春秋时期晋国的邦交不仅作用于本国的发展，同时对春秋社会的国际局势也产生着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