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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巧成拙的“自我革命”:汉哀帝改国号以避祸,结果“自掘坟墓”

文|格瓦拉同志

汉哀帝刘欣统治时期(公元前7-前1年),立国200余年的汉朝,遭遇严重的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此一重大危机的关键人物,正是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在位54年间(前141-前87年),凭借着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两代人留下的丰厚“家底”大展宏图:对外,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西南夷,使汉朝的版图得到极大地扩充;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实行盐铁官营、币制改革,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汉武帝取得的成就非凡,因而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

汉武帝穷兵黩武、戕害生民,一度把帝国带向崩亡的边缘

但是,在汉武帝一系列“丰功伟绩”的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按照正史的记载,历次对外战争、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汉武帝对民间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到他统治的晚年,帝国人口数减半,许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在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看来,汉武帝的作为已跟秦始皇没有区别,而他之所以能免于沦为亡国之君,纯属幸运而已。

对于汉武帝的作为,一向以“替苍生立命”的儒生们颇有微词,但由于这位暴君残忍好杀、拒谏饰非,因而没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批逆龙鳞。直到汉武帝死后,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解,儒生们才利用朝廷公开向天下征求意见的机会,开始大力抨击汉武帝穷兵黩武、戕害生民的政策,进而对汉朝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董仲舒

第一个公开质疑汉朝统治合法性的儒生,是大儒董仲舒的弟子睦孟。据史料记载,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帝国境内发生一系列灾异现象,时任符节令的睦孟乘机以谶纬之说劝告朝廷,声称刘家气数已尽,皇帝应该把帝位让与贤人。虽然睦孟的奏疏给自己召来杀身之祸,但儒生们对帝国合法性的质疑声却并未就此消失,而是大有蔓延开来的势头。

汉昭帝驾崩后,执掌朝政的大将军霍光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仅过了27天时间,便以“荒淫无行,失帝王礼宜,乱汉制度”的罪名将其废黜,改而拥立汉昭帝的侄孙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前74-前48年在位)。汉宣帝即位后效仿汉武帝的执政风格,因此激起更多的儒生加入到批评朝廷、质疑刘家合法性的行列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儒夏侯胜、盖宽饶、谷永等人

汉宣帝

在这些大儒们看来,“武帝路线”给汉朝造成极为沉重的危害,一度将帝国推向崩亡的边缘,任何明智的皇帝都应该引以为鉴,而非盲目效仿。 夏侯胜等人还警告汉宣帝,如果他一意孤行,那么天意必然会抛弃刘氏,另择有德之君。虽然汉宣帝拼命压制这些“悖逆”的言论,但质疑帝国统治合法性的声音却变得愈发强烈,终于大到连皇帝本人都产生怀疑的程度。

夏侯胜等人属于御用儒生,他们的批评意见已经足够尖锐,至于体制外的质疑、反对声音,则更加激烈和露骨。比如,齐地方士甘忠可创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披着黄老之术的外衣,声称汉家气数已尽,天帝派真人赤精子传授给他法术,并让他取代汉朝以统治天下。虽然甘忠可终因“罔上惑众”罪被处死,但他的这套说辞却在民间广为传播,甚至在政界拥有大批信徒。

夏侯胜

等到汉哀帝即位后,由于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现象愈演愈烈,加之朝廷对民间的苛剥日甚,使得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民心思变的现象越发明显。按照谏大夫鲍宣的说法,当时的情形是“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见《汉书·鲍宣传》)。在这种情形下,质疑帝国合法性的声音再度席卷而来,而且其力度要远超从前。

当体制内外质疑汉朝统治合法性的声音汇集成一股强劲的潮流时,汉哀帝的身体也是每况日下,等到他统治的晚期,皇帝终于失去继续执政的自信心。此时,甘忠可的信徒黄门待诏夏贺良、司隶校尉解光、长安令郭昌及宠臣李寻等人向汉哀帝建议,既然汉朝的国运已经衰落,那么皇帝应当通过改变国号、年号的方式再度接受“天命”, 唯此才可以延年益寿、平息国家的灾祸。

汉哀帝通过“再受命”,想挽救汉朝的国运

哀帝“病急乱投医”,竟然就真的听信夏贺良、解光等人的建议,并于建平二年(前5年)颁布诏书,宣布自己不再称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并且更改年号为“太初”,以示改元更始,再续天命,史称“再受命”。简言之,汉哀帝为解决统治合法性危机,在避免将皇位让与外姓的前提下,通过“自我革命”的方式,将汉朝改名为“陈圣刘太平”帝国

然而,“再受命”后一个多月,汉哀帝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呈日益加重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夏贺良提出撤换丞相和御史大夫,让解光、李寻辅政的建议,但遭到大臣们的反对。此时,汉哀帝已经有所醒悟,认为自行宣布刘家气数已尽,无异于“政治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哀帝宣布废除先前的诏书,并以“反道惑众”、“倾覆国家,诬罔主上”的罪名,将夏贺良等人处死。

王莽

不过,夏贺良等人虽然被处死,但经过“再受命”这场风波后,“刘家气数已尽”的观点已经成为朝野内外的共识,这是汉哀帝单纯靠暴力镇压无法消除的事实。等到汉哀帝驾崩后,“刘家气数已尽”的共识被儒生出身的权臣王莽所利用,成为他数年后推翻汉朝、建立新朝的理论基础,及新的合法性来源。由此来看,汉哀帝的“再受命”举动,对汉朝来讲不啻于“自掘坟墓”

参考书目

1.[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

2.[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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