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看《剑王朝》，一剑一箫平生意，千古文人侠客梦，领域春秋战国时期侠客文化，与古代伦理道德思想一脉相承
近来，以历史背景为主的古装剧火爆荧屏，《大明风华》、《庆余年》、《剑王朝》，倾心于武侠小说的我，更钟情于《剑王朝》，这里有庙堂、有江湖、有市井、还有武林宗派等各种组织；此外，这里还有真情，有爱情，有友情，有忠义，有侠之大者的爱国情怀。
《剑王朝》以剑为核心道具，长孙浅雪复仇的九幽冥王剑，丁宁练功时期的末花残剑，夜策冷的秋水剑、赵四拥有的赤红火剑等等，几乎每集剧都有打斗的场面，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尚武精神”的体现，而尚武精神也正是侠义精神的体现；就是说这部影视剧中处处体现着侠义精神。
全剧主线就是第一集梁惊梦助元武变法，增强国力，又率巴山剑场助元武平定烈国、千国、惠国，他不仅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挽救蘅国，尽管几次被郑袖和蘅王背叛，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相信叶甄，相信蘅王，这是“忠”的表现；当事态不可挽回时，梁惊梦最后为巴山剑场的名誉奋战到底，献出了生命。
江湖的侠义情怀在夜策冷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她一生都忠于师傅，是为“忠”，死前为了不让陈玄受到牵连，还把陈玄摘了出去，这是情，这是义，她虽然不爱他，但对他还是有情义的。
少年丁宁，为报国耻家仇，历经磨难，逆境奋斗，以剑逆袭，在江山社稷危难之时，能够抛弃私仇选择大义，顾全大局。我们从丁宁与长孙浅雪复仇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私仇，更是具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替天行道，为民请命，除暴安良的正义感和使命感，这时，他们是以侠客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侠义”精神。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侠客呢？侠义精神又是什么呢？让我们借助《剑王朝》这个话题，来探析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情怀，我们首先来了解下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
什么是侠客？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著名的侠客
剑是侠客手中标志性的武器，“仗剑独行游”的传奇形象就是人们心中的侠客形象，剑在我国武术文化里具有浓厚的底蕴，而剑侠是尚武精神和急公好义的结合体，也可以说，剑文化与侠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他们都有尚武精神。
对于剑侠这个形象，我们现代人多是从武侠小说中了解到的，例如，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小说集；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就已经将“剑”与“侠”联系起来了。
《韩非子·五蠢》记载“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庄子·说剑》中提到“剑士”形象“形象不雅，举止怪诞，……镇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肝肺。”
韩非子认为侠客就是私养的剑士，《庄子》中提到的剑士与韩非子所说的群侠都属于游侠私剑一类的，他们大多都是诸侯上卿们私养的士人，这些游侠剑士与权贵倾心相交，为私养他的主人排忧解难；还有的是志同道合之人，侠肝义胆，不惜为知己者死。《史记·游侠列传》“楚田仲以侠闻，善剑”，这是最早的侠客传奇结合古剑奇美传世的故事。
剑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很快的发展，出现了众多武艺高超的剑术高手，例如《说苑·指武》中，记载的越女和鲁石公等。
《说苑·指武》“鲁石公剑，近则能应，感则能动，变无形象，……如影与响，……用兵之道，其犹然乎！当敌者也。”《庄子·剑道》中描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发之以至。”
由以上文献可知，鲁石公的剑法，变幻莫测，气壮山河，让人看的荡气回肠，可见当时剑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
《庄子·剑道》中所描述的是武术战略战术理论，斗剑高手交战时，要故意漏出破绽给对方，转移对方注意的，同时引诱敌人进攻，乘其不备，以速度之快抢先击倒对手。这也是中国武术理论中精华所在，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的完美阐述。
越女剑，越女被誉为女侠，是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武术家，她精通剑术，其武术理论精辟，对后世武术理论产生深远影响。
《吴越春秋》中记载，越女曰“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步形候气，与神俱往，查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
越女的武术理论精辟地阐述了斗剑要动静结合，快慢结合，攻守平衡，虚实相倚，内外兼顾，呼吸协调等辩证性的内涵关系。同时文献也记载，越女是一位武功高强的剑术高手，她使出的剑，迅如光电，不可捉摸，威力无穷，以静制动，出奇制胜，已经达到了至高境界。越女将剑和人融为一体，进入无我状态，这也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至高境界。
由此可见，古代文献中，侠客的外部特征主要有，倚天把剑，武功卓越，独行江湖，并以侠义忠胆闻名于世，剑就是便于携带的短剑，这以便于这些飞檐走壁侠客携带。在春秋战国时期，仗剑行侠义之事，持剑独行江湖是一种很“时尚”的事，久而久之，侠客的精神特质与剑的文化内涵珠帘合璧，逐渐形成了“剑侠”一词。
侠客的武侠文化
中国武侠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是具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不既信，不倍信”的“信”，“士为知己者死”的“忠”字，即“义”、“信”、“忠”三字不仅成为侠客的人格精神，也是我国伦理文化的理想的人格模式。
史学家司马迁认为“侠客”思想有三个明显特征，讲信用，愿舍己救人，施恩于义而不求回报，这也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侠客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武术家们讲究以德立武，德艺兼修，武术的真谛在于重德，习武的目的追求内在与外在的完美统一，侠义精神主要表现在崇礼、尚武、重义气、有胆量等英雄气概。
侠客的“忠”
“忠”在我国道德体系中是一个非常厚重的道德修行，那么侠客中“忠”是什么样子呢？例如，豫让在行刺赵襄子失败时，并没有接受朋友劝其投奔赵襄子门下的建议，他在报智伯知遇之恩时，保持了自己忠义名节；而刺客聂政行刺成功后，为了保全事主和自己的家族，大义凛然地自裁，这种义举也是忠。
“忠”有很多内涵，对自己主人忠诚，一士不投二主，也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对自己的国家也要忠诚。在武术界，忠的人格思想历来被传承，侠客们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师傅，自己的门派，在师徒关系中，讲究的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侠客的“义”
梁启超认为中国民族武术，侠客所具有的侠义精神是侠客文化内核。义就是侠客人格精神特征的概括，侠义传统在中国民间具有独立而完整的精神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有血性，有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代表对社会公正、公平最朴素的愿望；言行举止、为人处世深得人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是民间社会道德系统所认同的；有超人的武艺，敢说敢为，言行如一的人格精神。
侠客这种公正、正义、敢说敢为、能够伸张正义的“义”举，在法纪薄弱的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能为下层遭受苦难的百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真正的侠客以“义”和“利他”为人生追求。这也是江湖上或者小说中武林社会所倡导的“义”，简而言之就是“济困扶危、抑恶扬善”。
侠客的“信”
“信”是侠客为人处世的立身之本，“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也是侠客最基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信”在商业中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受雇于人”的侠客也一样，“信”是侠客最进步的行为准则。侠客把自己看成是“替天行道”的执行者，“重诺守信”始终贯穿于他们的人格理想和立身处世的核心。
《史记·游侠列传》记载“今游侠，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既已存亡生死矣，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司马迁把侠客“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的信，看成是侠客人格理想最核心要素之一。春秋战国时期，最能代表侠客“信”的人是季布，“得黄金万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答应的事，一定办成。侠客把“信”看成比生命还要重要，答应别人的事，即使以生命的代价，也要坚定不移地完成。
在孔子的字典里，“信”被确立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信早就被诸子百家视为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信”的内涵同样对历代武术家影响深远。诸多的武术学派和历代武术学家都将信，作为处世原则以及人生价值的追求。在民间，真正的侠客往往是值得信赖的人，也是让人钦佩的人。
由此可见，侠客思想中的“忠”、“信”、“义”与我国古代文化道德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侠客与武术文化交融时，碰撞出侠义精神，形成侠义文化时，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
侠客与武术文化交融
侠客作为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与当时盛行的诸子百家思想、政治格局走向以及后世武侠文学等都发生了内在联系，侠文化和武术与其它优秀文化碰撞相融，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的包容性和兼容性。当人们不能满足理想中的“大侠情节”，却又钟情于侠文化时，武侠小说则应运而生；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侠义”文学，从历史传记到文学体裁，侠文化变得更加浪漫神奇；从侠客到武功高手，侠文学变得更加令人神往。
春秋战国时期为何侠客盛行
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侠客，给人们留下的是强烈的尚武精神，特别是在武侠文学被广泛传播的形势下，人们的崇侠意识被激起，于是侠客就成为被追捧的对象。那么春秋战国时期为何盛产侠客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侠客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时代产物，也是我国历史上特殊的一个阶层，从春秋战国以后，我们几乎在每个朝代都能找到他们的踪迹；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能够产生侠客，礼崩乐坏，四分五裂的动荡社会是侠客产生的特殊背景。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原因造成，春秋战国时期侠客与武术盛行。
尚武习俗促使侠客产生，春秋战国时代，是文化思想爆发的年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地域广阔的中原大地，诸侯国之间风俗千差万别，形成的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风气，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习俗，那就是尚武习俗，例如齐国善技击、吴国越国善铸剑、秦国养剑客等等。
春秋战国，周室式微，周天子控制能力减弱，作为其支柱的宗法制、分封制逐渐走向崩溃，礼崩乐坏，诸侯国之间，争霸战争此起彼伏，在这动荡不安的社会里，武力成为最具说服力的工具。无论是开疆拓土也好，还是保家卫国也好，安身立命也好，这种远古留存下来的尚武风气，在各国蔚然成风，这为侠士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
养士之风促生侠客盛行，在春秋战国，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的年代，一切都在变革，一切都在变化，社会结构也不例外，一些士人由于各种原因被历史所甩掉，成为一族漂泊不定的游人，他们没有地可耕种，没有职业，没有收入来源，只剩下高不成、低不就的豪情壮志。
而各诸侯国为了开疆拓土扩充实力，为了争夺霸权，他们招贤纳士，需要筹谋划策的文士，也需要有胆识有武艺的侠士来辅佐朝政，因此，各诸侯公卿们纷纷争养士，使得这些漂泊不定的侠客有了用武之地。最为著名的当属战国四公子的养士之举，养士在上层社会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时尚，养士可以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成为与权贵攀比的条件，也可以为己所用，帮自己排忧解难。这些公卿们所养的尚武之士，就是侠客。
养士之风的盛行，为侠客产生拉开序幕，为侠客产生注入了活力，也为侠客们提供实现自我价值额机会，最终使得侠客突破传统风俗约束，得到人们认可，使得侠客能够在各诸侯国之间自由流动。
好剑之风与侠客完美结合，春秋战国时期，好剑之风盛行，与侠客诞生结下不解之缘；对剑的崇拜往往能够转移到对侠客的崇拜，剑是当时最先进的防身武器，也是最精美的装饰器物，深受贵族和平民喜爱，这种剑崇拜心理，自然对好剑的侠客有着天然的好感，剑对侠客，侠客对剑双方都赋予对方更广泛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剑能代表侠客形象，侠客需要仗剑远游，剑与侠都具有尚武崇义的共同特性，使得剑侠在春秋战国时期，极受追捧和盛行。剑王朝这部热播剧正是给广大观众展现了一个有情、有意、有忠、有孝、的武侠情节的画卷。
参考文献：《韩非子》、《史记》、《古剑的历史与传说》、《中国游侠史话》、《中华武术》、《中国武侠史》、《中国之武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