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有一句话：“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可见，重诺守信，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中最受人仰慕和赞美的品质。
无论古今，契约精神都是一种稀有品质，因稀有，故被人们赞美。
远古的人们信守承诺，但后来对承诺的信守，却常常遭人耻笑。这种变化，既是文化的变化，民风的变化，也是契约精神的变化。公元前七世纪，宋襄公“盂地会盟”被活捉、“泓水之战”被打败，因而让人骂为蠢猪，视为傻帽，但他坚守的，却恰恰是最宝贵的承诺。
“盂地会盟”被捉，是因为与楚王有约，赴“乘车之会”，非“兵车之会”；“泓水之战”让楚军完全渡河再战，导致兵败伤股，那也是他冒着兵败的危险，坚守当时还没完全丧失的战争礼义。
然而，毁约的不被耻笑，守约的却被讥为蠢猪。
从此，成者王，败者寇，契约精神被人放弃，权谋文化大行其道。
我相信，宋襄公之前，人们对信守承诺是视为当然的，不需要天天“五讲四美”来劝导。但随着背约潜伏的巨大利益和威权的诱惑，使很多人开始不惜冒背信弃义的骂名铤而走险，结果很多人因此成功了，成功的同时，还伴随着肉麻的吹捧和史书的美化，慢慢道义就成了另类，守诺就成了蠢猪。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让项羽释放自己的父母妻儿，派人游说项羽，与他签定停战协议，当家人获释，项羽东去，刘邦转眼就撕破脸皮，撕毁协议，掩杀过去，灭亡了信守承诺的项羽，后人却因此屡屡赞扬刘邦善于把握时机，识时务者为俊杰。
君子与小人对垒，受伤的总是君子，得意的总是小人。
虽然契约精神沦丧，但历史长河中，还是有很多人为此不懈坚守，但这样的坚守，在势利的人们眼里，却常常显得另类而弱智，受到嘲笑和讥讽，但从契约精神来看，这又是多么可贵的一种品质啊。
《春秋公羊传》便赞扬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大礼”行为的可贵。
董仲舒《春秋繁露》甚至说：“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不能因履约而胜，还不如坚持履约而败。
所以，要坚持契约精神，就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一旦仅以成败论英雄，则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传统美德和社会道义弃之于敝屣，凡事不讲诚信，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最后导致社会信用体系的崩盘，价值观念的颠倒错乱，人人为我，我亦只为我。
幸好，也幸好有一些人，还是对传统道义和契约精神有着自发的坚守。
宋代张知甫《可书》记载说：
“仆大父讳问，字昌言，初与种世衡有旧。及居忧，世衡遗以汝州田十顷，辞不受，使者在涂而世衡卒。乃更还，其子诂用父命，不肯当，凡芜废者三十年。元丰间，邻人告官，移文两家皆不承。郡守刘斐因言于朝，赐名种张庄，给田州学以旌高谊。”
种世衡与张昌言都是宋仁宗时期的名臣，种世衡是边将，为后来“种家军”的开山鼻祖；张昌言是文臣，官至给事中。
张昌言是张知甫的祖父，当年与种世衡同朝为官，关系不错。有一次，张昌言回家丁忧，种世衡赠其田产十顷（150亩），大约已将馈赠文书和地契一同安排使者送达张昌言。
对于如此巨额馈赠，张昌年拒绝接受，但使者还未归，种世衡便去世了，张昌言还是不愿接受，原物奉还，种世衡的长子种诂却以此乃父命为由，拒绝收回，两家推来让去，以至这十顷之田荒芜达三十年。直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因邻居报官，官府征求两家意见，最后将这个田划归州学，才最终了结此事。
在古代，田是养家糊口的命根子，邻居争地，每成世仇，兄弟争田，头破血流，而种、张二家却为信守父辈的承诺，相互谦让，让田地荒芜三十年，最后仍然拒绝接受和收回，直到田产充公。
这在人们看来，不但造成浪费，而且荒唐可笑。然而，正是那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回归了正常的交际准则。
不因得失而改变，这就是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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