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琉历史关系渊源久远。中国典籍中关于琉球的最早记载见于《隋书?流求 传》，之后的各种史籍中也有零星的记载，与《隋 书》中的描述多是大同小异。
但是，从明朝开始，史书中关于琉球的记载已经明 确所指，即琉球群岛或建立在该岛的琉球国，洪武五年正月，太祖 朱元璋派遣杨载出使琉球，并宣传明朝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
告知琉球明朝建立的事实，表达愿与其 友好往来的意愿，这一怀柔举动，得到了琉球的善意回应，中山王察度派遣其弟 泰期入明进贡，中琉自此建立起封贡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 随之展开，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清光绪五年日本以武力吞并琉球， 历时508年。
在中琉往来中，为规范和约束双方的行为，作为宗主国，明朝制定了一系列 的管理规定，对琉球朝贡的贡期、贡道、规模、物品、会同馆和柔远驿交易、使 臣活动等有所限定，对本国官员、百姓与琉球的交往，对琉球使团的接待、护送， 册封使团的人数、贸易等也有相应的政策约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政治局势、 财政状况、外交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明廷对一些规定略微调整或删改，并在实施 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中琉关系在一种既定化、规范化的模式中顺 畅友好发展。
对琉球来华的规定
封贡体制下，明朝和琉球地位主次分明，形成一种一元化的上下关系。作为 宗主国，明朝地位至高无上，权威不容撼动，琉球必须接受明朝提出的条件，遵 照宗主国的规定来往，这是两国关系建立维系的基本前提。
洪武五年，太祖朱元瑋对高丽等国的来朝时间做出了“三年一 聘之礼或比年一来” 的限定，但琉球岛上的山南、山北、中山三国却不必受此 约束，享受着可以不时朝贡的优待。直到宣德五年统一的琉球王国 成立后，明朝廷才有了“二年一贡，每船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 的明确朝贡 规定。
但在朝贡贸易巨大利润的诱惑下，琉球仍不时来朝，有时甚至是一岁再贡、 三贡，建立不久的明王朝，为稳定自身统治，对此并没有严格追究，基本上持默 认的态度。可是，琉球每次来贡，明廷不仅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接待照顾，贡使回国时丰厚的赏賜也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撑，长此以往，这种频繁的“厚 往薄来”也逐渐成为明政府的一个负担。
对此，朝廷官员也时有上书反映，可见，长期以来，明朝对琉球频频来贡的宽宥和包容， 不仅导致自身财政面临巨大压力，也助涨了琉球部分使者从人的不良行为，他们 嚣张放肆，甚至杀人放火，使明朝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琉球的约制问題。
两年 一贡、百人来朝及不能附带私货的限制对琉球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受自然条件限制，琉球土地贫瘠狭小、资源短缺，其之所以频繁来贡，主要是出于经济方而的考量一方面，可以从明王室获得丰厚的赏賜，另一方面，可以借助朝贡之机， 与中国贸易获利。
因此，在宪宗的谕令发出后，琉球屡次请求恢复旧制，仴都被 明廷严词拒绝，并且成化十八年（在礼部建议下对琉球的入京人数 加以限制，从这一时期开 始，为裁省冗费，也为了给琉球多种越轨行为一个惩戒，明朝对琉球的态度渐趋 强硬，对朝贡的规定做了些略微的调整，对各种规定的执行也更加严格。
但在与 邻为善的宗旨下，明朝对琉球还是较为关照和体恤的，弘治三年国 王尚真奏请增加入京人数，以便携带进贡方物，礼部覆议，同意“更增五人，以 顺其情” ,另外所在布政司随从的口粮也在原来百五十名的基础上“增给二十 名” 。
由于自正统开始，明廷就允许琉球使团将所携土产在闵境就地出售了， 因此，弘治三年的这条新规定，不仅解决了琉球进贡物多人少的问题，一百七十名随从的在闵贸易，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贡期延长后琉球所失去的部分经济利 益。
但随着明朝国力的日渐衰弱，这 种一年一贡并没有维持多久，这样又恢复了两 年一贡的规定，并一直严格执行。万历三十七年，萨摩入侵琉球， 这不仅成为琉球王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使中琉关系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 由于琉球受到萨摩的控制，明朝心生防备，开始有意减少两国的封贡往来，十年一贡的建议被采纳，这对琉球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不但借人明威望来压制萨摩的希望落空，贸易机会 也因而大大减少。
所以，在此后的十年间，琉球先后四次派人來朝请求进贡，但 都被拒绝。天启二年，十年期满，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丰派使臣来 朝请封、请贡，崇祯七年十一月，在册封琉球中山王尚丰之后，并经琉球的一再请求，恢复了两年一 贡的常规，自此至明朝 灭亡，这种规定没再调整变动。
明朝，对琉球来朝入贡的地点也有相应的规定。泉州市舶司专管琉球朝贡接待及贸易事宜，又于永乐三年九月，设 来远驿，作为使团的安歇之所。按此来说，泉州成为琉球入境的唯一官定地点。但实际上，明初琉球贡船来朝的地点是比较随意的，主要有三处：福建、宁波和瑞安。福建的泉州和宁波设有市舶司，有相应的接待 人员和设施，但瑞安既无馆驿来供使团居住和存放物品，也无专门的机构来管控 贸易，因此，琉球泊船瑞安给当地社会造成了诸多不便，同时，礼部也注意到这一问题。
在这个时期，对于琉球随意停泊船只的行为，明廷并没有反对 和指责，礼部甚至还曾建议在瑞安设置馆驿来供贮贡物，可见明初还没有从制度 上将琉球进贡的地点加以明确固定。明中期，琉球贡使开始更多地从福州上岸，一方面由于从那霸直驶福州的航程更近，而且到达福州后可以直入闽江北上京 城，较为便捷；另一方面可能出于故土情结的驱使，琉球贡使随从中相当一部分 是明初下賜闵人三十六姓的后裔，他们的祖籍多是福州河口，因此更加倾向于从 福州入贡。
这样，就迫使明廷于成化八年将市舶司移至了福来远驿改名为柔远驿，福州也就取代了泉州，成了朝廷正式规定的进贡地点。
在朝贡的同时附搭大量的物品在中国贸易是琉球来华的主要活动。琉球地小 物贫，明初接受太祖朱元璋的招纳，遣使称臣进贡，除了能使自己获得一个强大 的政权依仗外，也可以趁朝贡的机会与明朝贸易，带回大量的中国物资，除了供 给本国使用外，将这些物品转口运至日本、东南亚等地区，与之交换象牙、香料 等中国稀有之物，再在朝贡时出售，从中获取中间利润。因此，每次来朝，除了 进贡方物外，使团还携带大量的附搭物品，对此，明政府一般以官给价钞的方式 收买入官，从而达到既能以有换无也能控制贸易的目的。
在怀柔政策下，明廷允许琉球在进贡的同时附带一些物品进行买卖，同时也 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来规范这种贸易的规模、形式等，一则明朝很明确琉球借进贡 之名图通商之利的目的，因此要在一定程度上管控这种贸易， 以防过于泛滥而引发事端或纠纷；另外，这种限制实则也是海禁政策下的产物， 明廷担心百姓与琉球的过度经济往来，会导致更多走私行为的出现，所以对琉球 在华的整个经济活动严格督査、使中琉贸易在明廷规定的框架之内有序进行。
对本国的规定
在与琉球的交往中，明朝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来约制本国官员、百姓、册 封使团的行为，在严于律己的基础上维系两国亲善友好的宗藩关系。琉球国使团到达福建后，先被安排在柔远驿稍作休整。然后，福建官府委派 人员护送贡使进京入贡，以保证沿途的安全和顺利。
不仅要求其遵行 法规、恪于职守，还要精通外国事务、熟悉朝贡章程，往返路途中不能扰害百姓， 无端生事。进京途中所经各馆驿需为琉球贡使提供食宿，并将接待情况登记清楚, 最后由伴送人员一齐上报给礼部，这样，中央不仅能够详细了解琉球使团进京途 中的一切情况，敦促贡使遵循规矩、在合乎礼法范围之内行事，也能对护送人员、 沿途各地方官员形成监督，保证琉球使节能够得到妥善照应，顺利进京入贡。
自洪武五年，中琉建立起封贡关系后，不同形式的贸易活动随 之展开，除了官方的纳贡赏賜外，每次册封、朝贡的同时，在政府许可范围内的 私人贸易也日趋频繁，对此，明廷出台了一系列的条例章程，严格规范双方的买 卖行为，限定交易物品的数童、结构，控制贸易的地点、时间等，将这种经济活 动规范在可控范围内。
结语
琉球贡使在京活动结束后，启程回闵，除了来京之时福建的伴送人员外，京 中也例派官员护送，以显示对使团的照顾和友好，实则也利用这些人严密管控贡 使在回闵途中的行为，因此护送官员必须以身作则、遵守规制。
从泊船上岸到由闵进京再到京城朝贡、受赏最后启程返航，琉球使团在中国 境内活动的整个过程，明廷都制定了妥善的接待和管理措施，并派相应官员来周全照顾，既保证了朝贡任务的顺利完成，也暗含严密控制、规范贡使行为之意。
而对本国自身，明廷同样严格要求，制定条规法令来约束伴送官、通事、会同馆主事、沿途地方抚按等相关人员的行为，并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相互监督的严 密监控体系，促使相应人员各尽其职、严于律己，保证中琉关系在一定的秩序范 围内开展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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