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仓颉造字开始为中华文明计时，则中华文明传承了6600多年，这6600多年发生了不计其数的大事，各路英雄豪杰、雄才伟略之主轮番登场、逐鹿中原，为后世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历史素材。
而与此同生的则是华夏儿女凝练而成的各种思想。不必说迸发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思想，即便是众望所归的一家之言——儒家思想，后世也是在不断传承中使其翻新升华，并屡屡突破，衍生出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这样的崭新学科。
当然这还只是明面上、上得了台面的中华思想，还有许多在背后发光发热，但不登大雅之堂的阴谋权术，比如说讲究“以政驭民、以刑治国”，讲究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则在助秦快速崛起之后复又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以致沦为众矢之的，从此遁形于世间了，但统治者却还在悄悄用它，并与儒家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外儒内法、阳儒阴法”的格局；
另外盛行于官场上的官场厚黑学、百官行述，虽然太过腹黑、为人不齿，但因为言辞“太过真实”、屡试不爽，千百年来为历代统治阶层沉迷吹捧。
由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人民聪慧勤劳，导致中华文明内涵极其丰富、覆盖面及其广泛，倘若谁只想用一两句话，妄图对中华文明的真谛进行概括，想必很多华夏儿女必会反对。
不过，中华有句古话：“万变不离其宗”，说的是事物不论怎么变化无常，它总得有个根基，有个准绳，而它的改变必然不会偏离这道根基和准绳，这句话用在有着波诡云谲变化特征的中华文明上，也有其符合之处。
荷兰学者弗洛伊德·科恩在考察中华古代文明的时候，曾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中国文明以及中国思想从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才能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只有与人性相一致才能稳定。
虽然仅这一句话就妄想概括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实属痴心妄想，但还是切中了中华文明的要害：求治避乱，所谓的“害莫大于乱，利莫大于治”便是这个道理；另外，如何才能求治避乱呢？科恩点出了中华文明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所聚焦的方向：人。
乍一听，天方夜谭，细细想来，还真是这么回事。中国几千年来萌发出来的各色治国思想虽然内容丰富、琳琅满目，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为人处世、驾驭百姓的治国思想。也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视角总是聚焦于人身上，才会萌发“民贵君轻”、百官行述这样那样的生存“真理”，以至于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人的作用依旧占据了主导地位，衍生出了“把人管好了就行”这一类的万能箴言。
如此看来，科恩的语言虽然很朴素，但眼光毒辣，一眼看透中华文明的核心。
历史上将其看透的还有一人，就是一代雄主刘邦，在他临死之前，面对2000多年的朝代传承的根基，他说了一句话，因为太过真实，被后世帝王广泛采用，确实起到了政权稳固的作用。
那刘邦说的一句“至理名言”是什么呢？
“非刘姓者不能封王，非有功者不能封侯”。也即不是姓刘的人，不能进入皇家圈子，没有功劳的人，不能享受体制内的待遇。
首先，这句话肯定是针对人性而言的，作为一个政权，必然是由很多人组成的，既然是人组成的群体，君主以及君主专制自不必说，夏启这厮开了先河，由平等公平的禅让“乾坤大挪移”改成了极不公平的世袭制，大家居然都没有异议，说明大伙心里早就认同人生来就不平等这一理念。而君主的圈子也必然只能家人才能进入，否则“肥水流了外人田”，天下不然大乱；
其次，国家发展的红利都让君主家人坐享其成，其他人只能拿死工资，没有绩效吃大锅饭，大伙干得肯定也没劲，还真的以为“忠君爱国”的思想就能压制住底下人的蠢蠢欲动之野心？孔子的故国——鲁国，就是一门心思独享国家发展红利，并且还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在傻傻地贯彻“忠君爱国”思想，最终鲁国越来越弱小，被楚国所灭。
考虑到这一关键点的刘邦顿悟：还得给非皇家圈子的人留点希望念想，只要不觊觎刘姓天下即可。因此，刘邦在君主圈子以下，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并进行公平竞争、论功行赏，让有才的人甘心为刘氏王朝卖命。
不得不说，刘邦真不愧乃一代雄主，2000多年的朝代传承根基，他一句话就说明白了，果然在之后的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是这么做的，也确实迎来了王朝的繁荣期。而王朝末期，由于皇权衰弱，权臣当道，异性王崛起，最终新王朝取代了旧王朝，并且，旧王朝的异性王摇身一变，又成了新王朝的奠基人，东汉末年的异性王——魏王曹操，曹魏政权的异性王——晋王司马昭，司马氏晋朝的异性王——宋王刘裕，都是严格按照刘邦的设想实现朝代更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