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主张克己复礼、民贵君轻，提倡仁政，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提供了治国之向导。孔子认为：人的本性为善，即便他好斗、言语粗鄙，外在表现较“恶”，但可以通过外在的礼仪教化来唤醒他深藏在心底的善。
为此，孔子反对用政令和刑罚来管理民众、规范社会秩序，而提倡用道德和礼仪来治理管控，认为政令和刑罚虽然能在短期内令民众听话，但激发不了民众的羞耻心，反之，道德和礼仪不仅可以促使按捺住那可躁动的心灵，还会激发民众的羞耻感，达到标本皆治的目的，故而孔子在为政举措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有格。”
也正是因为孔子主张感化、反对刑罚，他给人的感觉总是一副人畜无害、满腹经纶的启蒙导师模样，在春秋这个礼崩乐坏、兵戈声不绝于耳的战乱时代，格外令底下民众向往。故而他的学说一经发表，从学者众，走哪儿都是学子3000。
学生多了就更有利于传播他的儒家思想，故而往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读书人无不以孔子的德、礼为标准，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追求目标，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行动指南，为拯救水深火热的苍生不懈努力。
不过，正如我之前文章中的论述：这是个固体世界，固体的有形有边界注定了凡事总有个例外，虽然孔子如此情辞恳切地表达出了对待民众理应感化，反对刑罚，但他的这个主张也有形有边界，并不是广泛适用的，比如对待这种“伤残”人士，他就表现得真“狠”！
《史记卷四十七》中的《孔子世家第四十七》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鲁定公十年春秋，一直与鲁国不对付的齐国突然罕见地抛来橄榄枝，并于夏季约定两国在夹谷进行友好会面。鲁定公一听，二话不说答应了，并且除了一肚子诚意，啥也不带就出发了。
兼任会面司仪的孔子一看主公这么天真，就这么出发太不合适了，于是劝说道：“虽然不能以小人度君子之腹，但也不能不防啊，况且古代官员外出必定将文武官员都带齐备，还请带上左右司马。”鲁定公一听有理，说带就带了。
到了会面的地方，按照诸侯会见的礼节，鲁定公和齐景公相互作揖谦让一番，便登上了坛顶。两人又接着按照步骤完成了宴饮献酬之礼，终于该完成的礼节都完成了。
这时候，倍感无聊的齐景公将他事先准备好的舞乐请了上来，让鲁定公一饱眼福。紧接着一群莱夷人打着旌旗、挥舞着羽毛上来扭起了秧歌。孔子一看，这都是啥玩意啊，于是二话不说，蹭蹭蹭三步并做两步走，到了离坛顶仅一阶台阶时，正色道：“我们两国国君在此举行友好会盟，夷狄的舞乐怎么会在这里？赶紧撤走！”
齐景公一看孔子说得有理，虽然自己非常不舍，但瞬间脸红了，于是挥挥手让他们滚蛋。
这下宴会又只剩下静坐喝茶谈论哲学问题了，齐景公顿然又倍感无聊，想到夷狄舞乐确实有辱中原名士风范，但如果不是夷狄之人而是自己国内百姓，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况且人家身残志坚，为了混口饭吃不惜自毁名声，孔子不是主张感化吗？应该没问题。于是吩咐手下将一侏儒艺人喊上台来说笑逗唱。
结果没想到，孔子对待侏儒艺人更是狠：“百姓而胆敢蛊惑诸侯者，罪该诛杀！请有关部门赶紧执行！”
被孔子这么一吼，齐国官员还真被唬住了，于是二话不说就将侏儒艺人给腰斩得手足分离。可怜这么一个身残志坚的侏儒，上天对他不公，为了混口饭吃不得已出乖献丑，蒙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好不容易能凭借着自己的艺术表演苟活于人世，想不到孔子的一句话就让他死无全尸。
此时的孔子，为何不感化？为何要动刑诛杀？
有可能有人会说，这于国君不利，为了让国君长记性，当狠则狠哪。但问题是你劝说国君没错，但没必要拿百姓做祭品吧；也有人会说：这毕竟不是鲁国的老百姓，而是齐国的，没必要对其怜悯。但儒家不是主张“齐家治国平天下”吗？天下里就没有齐国的百姓吗？
所以在孔子心中，还是亲疏有别、上下游等的，对于夷族、侏儒一类的艺人，原本主张感化，反对刑罚的孔子似乎不想仁慈，故而对待这种“伤残”人士，他可真“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