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古来有之。郑庄公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始作俑者。鲁隐公十年，郑庄公以周室左卿士的身份“以王命讨不庭”，讨伐宋、蔡、卫等国，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滥觞。齐桓公也是打着天子的名号号令诸侯的；晋文公在周室发生内乱后护送周襄王回到宗周，晋文公的目的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黑暗，宦官外戚专权，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东汉帝国逐渐瓦解。汉献帝在战乱中狼狈不堪，流徙不定。“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然而，就是这样浪荡落魄的汉献帝，在曹操“挟天子”的政治策略下，对汉魏之际的历史局势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有人不禁要问，在当时“挟天子”真的能令诸侯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东汉末年，最先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是毛玠，毛玠向曹操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他说：“，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只是这次计谋因张杨的阻止未能成行。之后第二个提出“挟天子”主张的是袁绍的谋士沮授。他劝袁绍：“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但是也遭到了身边谋士郭图、淳于琼的反对，他们认为，汉室若此微弱，已经不足以指挥诸侯了，而将天子迎来，还会引发诸侯的弹劾，得不偿失。
第三次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是荀彧，荀彧对曹操说：“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最终曹操采纳这一建议。建安元年九月，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从而也开始了“挟天子”的建安时代。
虽然历来人们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然而“令诸侯”的影响却是非常小的。我们看看当时诸侯的反应。首先是袁绍“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发动了对曹操的大举进攻。
又如汉献帝都许后，张绣反曹，曹操长子曹昂、弟安民遇害，曹操也为流矢所中，张绣并不因汉献帝而放过曹操，而是想着消灭曹操。袁术更过，不顾汉献帝的存在，竟想着称帝，就在建安二年（公元１９７年）正月，曹操迎献帝都许不到半年，“袁术称帝于寿春”。
刘氏皇亲刘备也在徐州叛变，并劝刘表乘虚袭许；孙策也秘密做袭许准备。在“挟天子”的“大好”局势下，曹操“令”来的却是如此多的“诸侯”的围攻！此时曹操的形势极为窘迫，看不到任何“令诸侯”的效果。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挟天子”是令不了“诸侯”的。对于诸侯来说，让曹操下令试试，反正没人听他的。
但是如此一来曹操“挟天子”令不了诸侯，还有什么意义？相反引得诸侯讨伐，岂不是得不偿失？其实，曹操早就想到这点，而他也从未想过凭借羸弱的汉室汉献帝，就能号令如虎狼一般的诸侯，想号令的其实是天下的士人。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忠君、爱国之品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汉魏之际代表正统王权的汉献帝对汉末士人来说，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士人甚至不惜为之付出生命。无论汉献帝年龄有多轻、权力有多寡，在名义上却是天下共主，是汉政权的合法继承人，是正统的传承者，所以他的登基又是一件意义极大的事。只要献帝在，士人心中的正统就在。在当时，“无论世事还是人心，都倾向维护东汉的皇统。”
如荀彧，他忠于汉王朝，为维护汉献帝而不顾生命安危，他辅佐曹操以图匡扶汉室，就如司马光所言：“荀彧死汉室”，再如司马懿，曹操以强权号令却不如意，而已汉献帝名义命令他时，却让他乖乖出山入仕。所以在当时的汉末士人总是心系汉室的，是忠于献帝的，而后来曹操的很多部下之所以投靠曹操，也多是因为汉献帝。在这种情况下，谁挟持了汉献帝就等于谁挟持了士人。
曹操曾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曹操这里所谓的“道”，可以理解为道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道统、汉献帝或利用士人心系汉室的心理来御“天下之智力”。所以，曹操挟持汉献帝，更多是为了利用心系汉室的士人，即控制汉献帝以利用士人，更进一步说，是为了令士人。
并且在汉末大族横行、标榜名士的情况下，阉宦出身的曹操无可标榜，他可以打的只有挟天子这张牌，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和诸侯尤其是袁绍这样的世家大族相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