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孔子是圣人，应该没人反对，毕竟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影响了后世几千年，时至今日仍作为中国地标性传统文化，继续传承发光，其提倡的孝义廉耻，铸就了中华礼仪之邦的美名。其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更是为统治者指明了治国长久的努力方向，甚至可以说是当今民主思想中“少数服从多数”的雏形。
这是孔子“圣”之所在。
不过问题也来了：孔子说的这些都是站在国家、文明的高度，旨在对全民族、全天下的人进行洗礼教化、统一思想，共同奔赴德行礼仪全覆盖的乐土。
这听起来十分的高大上，普通的百姓肯定难以有这个实力实现。毕竟老百姓手上无一兵一卒、无赏罚之大权，如何让他人听从己见、克己复礼、廉洁自律？
况且儒家思想还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寻常百姓身上还背负着为国家增人口、为祖宗兴人丁的重任。
我们现在都明白一个道理：越穷就越要生、越生就越穷。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养娃的压力就直线上升；而且新生婴儿占据了父母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使得他没有多余精力去思考发展、改善生活的问题，更别提实现人生价值这样奢侈的愿望。
但在古代，即便再穷、环境再恶劣，生命不息、生娃不止，为的就是子孙后代人丁兴旺。
虽说多子多孙增加了劳动力，看似百利无一害，但事实胜于雄辩，封建社会的农民生了一屋子娃，依旧衣衫褴褛、穷困潦倒，倒是那些不干活的地主老财，家业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多子多孙增加劳动力，利于生活改善就是谬论。
仅此一例，便可知晓：孔子所说的“圣”言，在现实中存在执行不下去的风险，无怪乎后世很多人都冠以儒家思想的理想化标签。
孔子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有的，所以孔子在“圣”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其不可明说的“俗”的一面。
“俗”例之一便是：一次孔子率领众弟子去传教，正巧赶上陈国和蔡国在打仗。他们被围困了十天，又渴又饿。
子路偷了饭食，孔子不问饭食从何来，张嘴就吃；子路又偷了酒，孔子不问酒的出处，张嘴就喝。
此时的孔子还是你印象中“礼义廉耻”之表率的孔子吗？
后来他们在鲁国传教时，鲁哀公用肉招待了他们。发现孔子不坐也不吃肉，很是奇怪。孔子说道：“坐垫不摆正不能坐、肉切割得不方正不能吃。”
此时的孔子是不是又符合你印象中的“圣人”形象？
但前面偷酒偷饭又是什么鬼？
不光我不解，子路也问号满满。
孔子给出的理由是：之前是“偷生”，现在是“讲义”。
孔子不愧是孔子，虽然很牵强，但听起来咋这么顺耳？
细细品味，很有几分道理。有条件遵循礼仪时，按照礼仪行事，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品味，没有条件遵循时，就不要盲从礼仪之规定，活命要紧。
正所谓蝼蚁尚且偷生，即便“偷生”恶名一时让人难以忍受，但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自己命保住了，以后有的是机会给自己正名。
这是日常生活中孔子“俗”的一面，也是极其睿智的一面。
由此可见，孔子在认为，“圣”与“俗”之间可以自由灵活切换，但一般人还真学不来。
比如这个跟着孔子鞍前马后、有机会消化第一手资料的子路，就是木头脑子，表示这“双标”我学不来，还为此傻傻丢了性命，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子路有一次跟人家比武，双方签下了生死状，斗得正酣。子路突然发现帽子歪了，于是停下来将其扶正。对手见此，立马一剑锁喉，将其剁成了肉酱，子路就这样稀里糊涂提前见了阎王，留下了“正冠而亡”的成语。
综上，孔子是一位智者，分得清“圣”与“俗”的界限，认为二者之间可以自由切换，但一般人还真学不来，比如与孔子朝夕相处、获得一手资料的子路，就表示：这“双标”我学不来，为此还傻傻丢了性命。
对子路再次深深扼腕叹息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