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读《古文辞类纂》收录的苏洵的《项籍论》时，挥笔写下一段批注：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刘备三顾茅庐，初见诸葛亮时，诸葛亮就在隆中草堂里，从战略策划的高度，纵论天下大势，对当时主要割据势力从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和人事诸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比较，指出曹操“诚不可与争锋”，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在诸战略方向中，只有荆、益二州是有发展空间的，荆州“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以资将军”，益州“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二地大有可为。
诸葛亮规划了实现战略目标的“路线图”：一是实现“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二是“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休养生息，等待时机；三是待“天下有变”，则对曹魏发起钳形攻势，“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苑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最终实现复兴汉室的目标。这个战略行动纲领，对于处于穷途困境、疲于奔命的刘备来说，实在是“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刘备“诣亮”时，他刚刚被曹操击溃，寄身荆州，年近半百，先后依附过公孙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人，转战二十余年，仍无立锥之地。究其原因，当然有主观上的“拙于用兵”，但更重要的则是在战略上缺乏清晰明确的规划。而“隆中对”最成功之处，就在于科学预见了三分天下的趋势，并第一次为处于困蹙之中的刘备集团规划了一幅摆脱困境、建立基业乃至问鼎中原的的“路线图”。
此后，刘备集团按“隆中对”所提出的指导方针，基本实现了跨有荆益、鼎足三分的战略意图。从建安十二年（207）采纳“隆中对”开始，到建安二十四年（219）秋进位汉中王，刘备用了13年的时间，就从自顾不暇到占有荆州一部和益州全部，打通了两路伐曹的战略通道，达到其一生功业的顶点。从这个方面说，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刘备终其一生没有一统天下，尽管诸葛亮在其生命的最后7年里倾其全力北伐曹魏，却始终都未能实现其“兴复汉室”的宏愿，蜀国又是三国中最早走向衰落、并最早灭亡的国家，其中固然有多种复杂原因，但是，“隆中对”本身存在的致命性的缺陷，早已为蜀汉的败落埋下了伏笔。
对于诸葛亮的北伐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史实，后世政治家、军事家和文人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人们多从具体的战术失误方面找原因。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诸葛亮生性谨慎而不喜用奇兵导致的。他们的主要证据是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时，不用魏延之计奇袭长安。唯有北宋学者苏洵在其《权书·项籍论》中，从地理形势等因素上进行了独到的分析，认为诸葛亮只以关羽守荆州，而以主力到西蜀建立根据地，是很难两头兼顾的。
苏洵说，诸葛亮以为有高山险隘相阻，就可以免于灭亡，而实际上西蜀之险，守不可出，出不可继，保证安然偏于一隅都很困难，就更遑论以此为根据地图取中原了。苏洵还打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方：要成为富人，必须占据四通五达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赚到一点小利，就藏在家里，天天守着，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来了大盗，又怎么知道真的不会失去呢？于是他精辟地指出：“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毛主席在对《项籍论》的批注中，对诸葛亮的《隆中对》在战略上的失误的批评，比苏洵更深刻、更透彻。《孙子兵法》中说：“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因此，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方，便成为兵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诸葛亮《隆中对》违背了这一原则，在用兵方向上分散而不是集中。
按照《隆中对》的规划，刘备“跨有荆、益”之后，将面临这样的形势：既要派兵守卫荆州门户，又要费力经营益州；“一旦天下有变”，还要兵分两路，进取中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刘备则“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更为不利的是，荆、益两州相距千里，更有“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相隔，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两路兵力很难相互呼应，协同作战，这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待到后来，关羽镇守荆州，守卫门户；孔明留守成都，巩固后方；刘备驻守白帝城，以应东、西之变。更是“三分兵力”矣！
蜀国在三国中力量最为薄弱，却分散用兵，二分以至三分兵力，则给予对手以各个歼灭之机。复杂的地理、分散的兵力、险阻的道路、不继的粮草，这一切，皆为用兵之大忌，导致整个蜀国战线拉得很长，造成了顾此失彼的危局，正如毛主席所言，“安得不败”。
毛主席深谙中国古代兵法中“集中兵力”思想的精髓，并且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导演了一系列威武雄壮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那么他对于诸葛亮《隆中对》在战略上分散兵力的失误，当然比苏洵看得深刻地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