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周知，儒家思想因为提倡民贵君轻、克己复礼，主张道德约束和“仁政”治国，彰显出了人性的夺目光彩，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长河中独得一席之地，并且成功击败了春秋战国时期萌发出的百态思想，居于治国思想之首位，传承至今已有2000多年，仍旧持续发挥它耀眼的光芒。而中华民族自古就摘得礼仪之邦之美名，也与儒家思想关系莫大。
当然，并非儒家思想一生出，就能得到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万民拥戴，否则孔子也不会忍受着被驱赶的沧桑待遇。是谁让它登顶中国学术之宝座呢？这个人就是汉代的董仲舒。
董仲舒提倡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典观点，从此存在于世的华夏思想也如中原领土一样，重归于一统。如此说来，说董仲舒是妥妥的儒家“信徒”，应该无人反对。
凡事皆有例外，还真有人表示反对，现代著名道家学者陈鼓应就不认为董仲舒属儒家，而属“杂家”。
这是为何呢？原来董仲舒在支持儒家成正统地位的时候，引入了被人诟病的法家思想，实现了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有机结合，表现如下：
班固曾引刘歆语称赞董仲舒：“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由此可见，汉代学者班固对董仲舒在思想引领方面发挥的带头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将其推为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首，对于这一点，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也深表赞同，并以无可辩驳的口吻给予了董仲舒极高的儒学学者地位：“孔子之文在仲舒。”基本上从思想继承角度一锤定音地将董仲舒确立为孔子无可争议的接班人。
即便如此，细细探究董仲舒与孔子思想之主张，则着实还是存有很大不同，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刑”之法家思想的态度，二人看法很是不同
孔子曾说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虽然肯定了“政令”、“刑罚”对治理百姓、规范秩序方面发挥的作用，但从内心还是持排斥的态度，理由便是以此会让百姓变得没有羞耻心，也即“政令”、“刑罚”这种外在强制手段只会让百姓表面遵从，而不会从内心深处予以认可，故而往往为了免除眼前的刑罚而做出口是心非的举动，因此可以认为：孔子虽然表面肯定了“刑”之作用，但内心却持极其消极的态度。
反观董仲舒，其对于“刑”之态度却截然不同。虽然董仲舒对秦朝完全地任用刑罚治国之法很是反对，基于此也认为法家学说是秦一切暴行、所有不合理治国策略的根源，因此他有此言论：
“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董仲舒认为世间灾异发生的根源在于“刑罚不中”，也即执法不公，由此可见，董仲舒对法家思想虽然满是诟病，但也并未排斥，只是觉得法家思想主张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太过极端、难以付诸于实践。故而他认为，单纯依靠法家思想治国时，是无法做到执法公正。而执法不公，必然积邪气、蓄怨恶，终将会酿成大祸。因此他才反对任刑不任德，主张德刑共用以治国。这显然与孔子提倡的唯“德”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
2，关于“刑”，孔子持消极态度，而董仲舒给出了具体执行对象
虽然某种程度上孔子对“刑罚”持认可态度，但因过于消极因此并没有提出合理的执“刑”措施，反而以此奠基反衬出了“德政”的优越性：“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可见，孔子反反复复纠结的是羞耻心这类人之道德意识，故而对“无耻”的“刑”不会有好感，也不会提出有效的执行措施。
相反，董仲舒不仅不排斥“刑”，而且还借助阴阳五行理论，从人性角度将人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指出“圣人之性”不教而杀，无需刑罚之规范作用，“中民之性”需要教化熏陶方能为善，为德政之可能提供了基础，而“斗筲之性”教也不善，则需通过刑罚这类外在强制手段进行干预规范，为“刑”之具体执行提供了明确的适用对象。
也正是因为董仲舒如此重视“刑罚”在为政治国中的作用，而且由前分析可知，董仲舒之思想主张与孔子代表的传统儒学思想已有很大差别，故而著名道家文化学者陈鼓应在《老庄新语》中有此定论：“董仲舒深受齐学中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虽然独尊儒术，但就思想内容来说，算是个杂家。”由此可见，虽然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似妥妥的儒家“信徒”，但因为主张德刑共用，故而陈鼓应教授并不认可他的“儒家”属性，而属“杂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