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汉纪六十》载:“魏王操表孙权为票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入贡,又遣朱光等归,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等皆曰:‘汉祚已终,非适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此事约在建安二十五年(220年)。
当年,周武王临终想将王位传于周公。周公写下了自己代行王权,适时还政于成王的“字据”,藏在小箱子里。此“字据”,即为《尚书·金滕》。曹操借此典以明志,表示自己不会当皇帝。
不久,曹操就突发重病薨逝了。
在上面这段记载之后,司马光发了一大通议论。
他历数了从汉光武帝之后历朝得失,说“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就是外戚和宦官独揽朝权,“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
这是说,和帝之后,东汉便每况愈下了。
刘志
他又说:“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混虐”——很不幸的是,经过伤害、衰败之后,又加上了汉桓帝和灵帝的混乱暴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仇;积多士之愤。畜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宗庙丘墟,王室荡覆,烝民涂炭,大命陨绝,不可复救。”
司马光下面说:“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相互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
他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他认为,以曹操的粗暴强横,加上立下的大功,他积蓄不把汉朝皇帝看在眼里的想法已经很久了。可是直到去世,他都不敢废掉汉帝,自己取而代之,难道他没有做皇帝的欲望?还是畏惧名声而克制自己罢了。由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又怎么能够忽略呢!
司马光
司马光最后这句话,和这一大段的开头,就相互照应了:“臣光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
概括来说,司马光认为,曹操不是没有自己当皇帝的野心,只是顾虑名声不好、名义不顺,始终在自我克制。
吕思勉先生亦持此观点。
他在《中国通史·后汉的分裂和三国》一章中说:“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
后一条,不去多说。前一条,吕先生认为:“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各有忠其君的心理,”“试看汉代的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便可知道。”
有这种心理的,就是一种社会氛围。
司马光说那些“拥兵专地者”,“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和曹操说自己愿意当周公而不当皇帝,道理是一样的。
曹丕
打破这一局面者,是曹操之子曹丕。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薨逝,曹丕篡汉自立,是为魏文帝。翌年,刘备称帝于蜀,是为蜀汉昭烈帝。太和三年(229年),孙权称帝,是为吴大帝。
曹丕甚有文采,但无治国雄才大略。儿子明帝,荒淫奢侈,朝政败坏。明帝养子芳年幼继位,很快被司马氏夺去了大权,废曹芳立曹髦,曹魏一朝实际上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