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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倔强:如此彪悍的赵国,为何还是会输给秦国?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爆发。对阵双方,是战国七雄中最能打的两个国家——赵国和秦国。

此役规模之巨,世所罕见。而对赵国而言,这场战役更是关乎生死存亡。作为函谷关以东唯一能与秦国掰手腕的诸侯,赵王举国之力,欲将不可一世的秦国给击溃。

然而,现实是如此地残酷。由于将军赵括的盲目出击,赵国全军覆没,数十万士兵被秦将白起坑杀,还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成语——“纸上谈兵”。长平之战后,赵国元气大伤,再无余力与秦国相抗衡。

此役过后,秦国乘胜追击。战争结束仅一年,秦国就派55万大军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本以为能一举灭掉赵国,不想却遇到了大麻烦。

战争维持了数月,秦军伤亡惨重,本以为赵军早已不堪一击,但他们大错特错。

赵军的战斗力远远超乎想象。加之有魏、楚两国的援助,最终,秦军止步于邯郸城下。

事实证明, 即便赵国只剩下一口气,仍有能力让秦军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亡国前的最后几年里,赵国先后两次大败秦军,维护了最后的尊严。

直至赵国灭亡,它仍旧是秦国最值得敬畏的对手。那么,领土不大,经济也不算富裕的赵国,为何这么能打?又为何还是逃不了亡国的命运呢?

1/6 赵武灵王的大战略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的赵、魏、韩三国,原本是一个国家,即春秋时期的晋国。赵氏是晋国的一个部族,拥有庞大的势力。

后来赵魏韩三家分晋,赵氏建国。然而在战国诸侯中,赵国并不强大。其境内多山,耕地少,经济远不如南方的楚国与东方的齐国,甚至还不及他的邻居魏国。

那么,赵国从啥时候开始刷存在感的呢?因为一位伟大的君主——赵武灵王。

关于赵武灵王,有一则故事常被人津津乐道。当年,赵武灵王曾假扮赵国使节出访秦国,受到了秦昭王的接见。秦昭王发现使团中有个人气宇轩昂,其他使节见了他全都毕恭毕敬,待使团离开后方得知,此人正是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此行,是刺探秦国军事防御的情报。堂堂一国之君,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把对方忽悠过去了。战国以来,还没有哪个君主敢以这样的方式挑衅秦国,赵武灵王的胆略确实非比寻常。

然而,赵武灵王不仅胆子大,他还是个很有战略眼光的人。当其余五国都想着如何避开秦军锋芒的时候,他已经考虑开辟打击秦国的新路线了。

当时,东方六国要对秦国发动进攻,打函谷关是最普遍的选择,但函谷关易守难攻,六国的数次围攻均以失败告终。不过,还有一条路可通往秦国,就是北方的河套地区,从这里可直抵秦都咸阳。

然而,该地区活跃着众多游牧民族,他们善于骑射,神出鬼没,以战车和步兵为主力的中原军队很难征服。

但赵武灵王绝非等闲之辈,他决定“师夷长技”,放弃笨重的战车,学习游牧民族的骑兵战术。

他带头做起,穿上胡服,骑马拉弓,并有针对性地训练骑兵部队。尽管一开始由于不伦不类遭到士大夫的抵制,但在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上,这些反对声都没什么意义。

凭借这一军事创新,赵军的战斗力提升了一个数量级。要知道,当时七国中还没有像样的骑兵,在以战车为主角的时代,赵国的骑兵犹如一道划过天穹的闪电,预示了中国未来的军事走向。

几年后,赵武灵王灭掉了北方的中山国,赵国的领土扩张至匈奴人的地盘。

如果再给赵武灵王十年时间,他就可以在秦国的北方,即今天的陕北和内蒙古南部建立军事基地,届时,赵军就能长驱直入,给秦国以致命一击。

这大概是秦国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威胁,如果赵武灵王成功了,中国的历史恐怕就被改写了。

遗憾的是,赵武灵王的大业终如昙花一现。公元前295年,他被自己的儿子围困,在行宫里关了足足三个月,一代雄主,就这样被活活饿死了。

2/6 名将辈出

赵武灵王的去世,使赵国错过了战胜秦国的最佳机会。但秦国始终保持着清醒。赵军的勇猛与彪悍众所周知。更何况,他们还有一支令人生畏的骑兵。

就武器装备的水平而言,赵国甚至还比秦国要高一些。当时,赵军已经普遍装备了铁制兵器,尽管普及度尚不如楚国和燕国(这两国均有大型铁矿),但与秦军相比仍旧绰绰有余。要知道,当时秦军还在使用青铜武器,而青铜在强度和硬度上均不如铁器,也更容易折断。

当然,秦国已经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炼铜技术,而铁制兵器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更重要的是,秦国的武器很早已实现了标准化生产,能够向前方大批量输送,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武器材质的劣势。由此可见,在战争中,拥有一项黑科技也许并不重要,关键还看你能否将已经成熟的技术发挥到极致。

不过,真正让秦国畏惧的,既不是赵国的骑兵,更不是他们的兵器,而是赵国拥有诸多杰出的将领。

在赵国的最后几十年里,军队中人才济济,将星辈出,赵奢、廉颇、李牧······个个都是能征惯战的猛将。

先说廉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此人都是赵国军界的头号王牌。廉颇的成名之战,是公元前283年,率军深入齐国境内,攻占了阳晋。当时,齐国是东方第一强国,军事实力不容小觑。此役结束后,廉颇官拜上卿。

此后,赵国一路东征西讨,并于公元前279年再次击败齐国。一年后,赵国又讨伐魏国,取得了多座城池。

秦军见赵国势大,决定发起进攻,却屡屡被廉颇击败。从此,这位将军成了秦军最难啃的硬骨头。

当年秦兵攻打赵国时,与廉颇搭档的还有赵奢。赵奢是赵武灵王之子,当然,今天人们知道他,主要是因为他有个更有名的儿子——赵括。

赵奢治军甚严,他也继承了先父的好战基因。当年,秦军入侵韩国,赵国包括廉颇在内的众将领并不愿意发兵救援。唯独赵奢力排众议,在他看来,秦国不足为惧,基于准确地分析,他说出了那句很有名的话:“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于穴中,将勇者胜。”最终,赵军果真击败了秦军。

最后登场的李牧,是赵国最后的一根擎天柱。当廉颇,赵奢们在前线建功立业之时,李牧尚未成名。但他被委派了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在北方防范匈奴与秦国的进攻。

凭借这些实战经验,李牧对秦人有了深入的了解。随着赵奢与廉颇等大将相继去世,李牧挑起了赵军的大梁。

长平之战的失败使赵国军力大损。而李牧硬是凭借这点微薄的力量,两次大败秦军,致使秦将王翦不得不动用反间计除掉他。随着李牧被杀,赵国的丧钟也就此敲响。

李牧和廉颇一样能攻能守,但相比后者,李牧所率领的赵军更加弱小,而他的对手秦军,则比以往要强大得多。王翦和李牧齐名,同为名将出身,却依旧拿他没有办法。从这个意义上,即便说李牧是赵国乃至战国末期最杰出的将领,恐怕也不为过。

3/6 内乱基因埋隐患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赵国这么能打,为啥最后还是败给了秦国?赵国曾拥有的一手好牌,又是怎样被打成一团浆糊的呢?

答案就隐藏在赵国血腥的内政里。

前面提到的赵武灵王,他死得够惨,被儿子饿死在行宫里,临死前连身边的侍从都逃走了。那么,他的儿子为啥要置父亲于死地呢?

因为赵武灵王只想打仗,忘了自己不仅是将军,更是一国之君。为了将全部精力专注于打秦国这件事上,他干脆把朝政大权交给儿子惠文王。然而,惠文王年幼,他的哥哥赵章谋夺王位,赵武灵王听之任之,甚至还赐予赵章爵位。

结果,兄弟二人自相残杀。赵武灵王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类似的人间惨剧,在赵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早在赵国诞生之初,宫廷政变就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主旋律。

赵国当年由赵襄子建立,赵襄子本名赵无恤,是他的父亲赵简子和一位少数民族的女人所生。按照当时的礼法,通常是嫡长子继承父位,作为庶子的赵无恤并无资格。

而赵简子却打破惯例,他废掉了太子伯鲁,改立赵五恤为继承人。此先例一开,为赵国之后的一系列动荡埋下了隐患。

立嫡长子为继承人,标准是固定的,即便他能力不济,别人也说不了啥。废嫡立庶,标准是非固定的,其依据可以是庶子的个人能力,可以是君主的喜好,甚至取决于孩子他母亲是否得宠。

既然标准模糊,就为各路野心家制造了机会,他们会想尽办法扶持符合自身利益的人上台。即便新君上台,他的位子依然坐不稳。

赵襄子的儿子赵浣就遭遇了类似的命运,父亲刚把王位继承给他,赵浣的叔叔赵桓子就发动兵变,把侄子给驱逐了。

可等赵桓子一死,赵浣就杀了回来。这一回,他没有把赵桓子的儿子放掉,干脆把他们全杀了。

同样的戏码,在赵国的政治舞台上反复上演。公子与权臣相互勾结,动不动就搞军事政变,要么针对太子,要么针对新君。赵国的王位,几乎全部靠武力获得。都说政治是残酷的权力游戏,唯有心狠手辣的人方能笑到最后。这一点在赵国体现地淋漓尽致。

赵国的内斗并不局限于宫廷内,还发生在将领之间。

赵国名将廉颇,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赵王却任命原燕国将领乐乘代廉颇攻打赵国,这让廉颇感到面子上很挂不住。

你乐乘算老几,有啥资格代替我?于是,廉颇做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率军攻打乐乘。这场闹剧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乐乘溜了,廉颇也因此得罪了赵王,被迫逃往魏国避难。

无论赵王的用人之策是否妥当,廉颇身为老臣,以这样的方式对抗王命,给全国人民树立了极坏的榜样。讽刺的是,赵国也没有深究此事,几年后居然把廉颇招了回来。

从廉颇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赵人对于内斗,就像看村口的两只野狗打架那样,早就司空见惯。

4/6 摇摆不定的政策

王位继承问题,犹如一颗埋在赵国宫室里的定时炸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引爆。直到亡国之际,这个隐患仍然没有排除。

赵悼襄王赵偃因宠信娼后,不顾众人反对,立其子赵迁为太子。赵迁是个糊涂蛋,上台后朝政由权臣郭开把持,大臣们离心离德,朝中怨声四起。

王翦见赵国乌烟瘴气,于是收买了郭开,后者向赵王进谗诬陷李牧,一代名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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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来看,是一对奸臣与昏君共同埋葬了赵国。但长期来看,真正的始作俑者,仍然是这个国家久久不愈的内乱顽疾。

在战国诸侯中,废嫡立庶在他国也有发生,却远不及赵国频繁。

之前说过,嫡长子继承制,最大的优点是稳定,因为血统改不了,标准是固定的,谁也说不了啥。但缺点是缺乏弹性,万一嫡长子无能,或者品性恶劣,还能让他当王吗?

这个问题困扰着历朝历代,直到清代的康熙年间,皇子们仍在为夺嫡争得不可开交。

但只要规则合理,凭能力选拔继承人也未尝不可,甚至是比嫡长子继承更优的解决方案。当年,赵简子就是通过选拔与考核,把赵襄子立为王位的继承人。而赵无恤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问题是,再好的规则,也需要一以贯之地执行。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降低行为的不确定性。选贤用能,听上去很美好,但如果缺乏稳定的制度环境,就可能引发更大的祸端。

而赵国偏偏缺乏这样的制度环境,赵无恤继位后,又觉得老爹当年的做法不厚道,于是立伯鲁的儿子赵浣为继承人,以求“回归正统”。

可如此以来,赵无恤这边的兄弟就不服气了,赵浣何德何能,就因为他是当年太子直系,就有资格继承王位了,那你赵无恤又算什么?

赵无恤不知道,他这么做不仅会导致内乱,更让当权者的政治信用大打折扣。你的政策忽左忽右,不仅会得罪原本信任你的人,也会让人民群众失去耐心,因为他们无法知道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是因循传统还是打破规矩。久而久之,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个没信用的人。

唯一得利的是野心家,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唯恐统治者不出尔反尔,唯有如此,他们就可以钻空子。

赵国的命运,就在继承人问题上反复折腾,即便英明神武如赵武灵王,也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

如果赵武灵王不废黜太子赵章,后来的事就不会发生。但他既然废了旧太子,对新太子又不提供明确的支持,结果必然是两边不讨好。从某种程度上,赵武灵王继承了赵国先祖摇摆不明的特色。

制度也好,规则也罢,其有效与否,关键在于能不能坚决贯彻,能不能体现当权者的权力意志。然赵国的历史,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反面教材。

5/6 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

你可能会问,为啥是赵国这么爱折腾,其他国家就不折腾吗?具体原因有很多,但赵国的历史与地理环境肯定是重要因素。

赵人原是晋国的军事贵族,从那时候起,窝里斗就成为了赵人的传统。三家分晋,本就是阴谋诡计与权力博弈的产物,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中,赵人天生就和“诈力相倾,矜夸功名”结下了缘分。

即便在部族内部,赵人照样相互倾轧,不把同族人的生死当回事,赵氏部族四分五裂。祖上的内斗基因,一直遗传到下一代。

建国以后,赵人的内乱更是变本加厉。

赵国的地理环境,塑造了赵人偏狭的性格。赵国的土地并不肥沃,农业比较落后,北部地区“山地薄,人众,民俗狷急”。加之与蛮族为邻,所以,赵人自古以来便以勇猛好斗著称,司马迁称其“高气势,轻为奸,好气任侠”,恰到好处地概括了赵人的特点。

农业的特点是周期性强,结果是可预测的,正所谓春耕秋收,夏耘冬藏。它使人对未来产生稳定的预期,专注于长期主义。

然而,在农业不发达的地区,当地人只能靠狩猎或畜牧为生,这些行业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流动性强,人们更容易追求短期效应。

游牧民族的发展就很说明问题,在面临灾荒的时候,他们会大举南侵,大肆劫掠后再回去,游牧民族的逻辑是干一票算一票,抢多少算多少,不管明天如何,今天吃饱了再说,根本不用考虑长远。

土地贫瘠,使赵人在传统行业之外,发展出对商业的灵敏嗅觉。按理说,这本是件好事,毕竟,发达的商业更有助于促进社会繁荣。但那有个前提,就是在和平的环境下,若遭遇兵荒马乱或敌国封锁,商人的作用就很有限。

总之,恶劣的地理条件使赵人在行为方式上,养成了短视的习惯。凡事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快回报。不惜为此铤而走险。

赵国的另一不幸之处,是他的地缘政治环境。

赵国的西部与秦国为邻,北部与游牧民族接壤。东面是燕、齐两国,南面是魏国,这就意味着,一旦赵国与其中的任何国家发生战事,敌人都可以挑唆他的邻居,从背后捅一刀。

战国七雄当中,属赵、魏、韩三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最差,因为它们被夹在四国中间,偏偏秦、楚、齐都是强国。一旦发生战争,赵魏韩要么成为被攻打的对象,要么主动或被迫地与他国结盟,想“独善其身”,简直是痴人说梦。

而赵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更是被秦国视为眼中钉,凡秦国东出,必打赵国。即便不打,别的国家也会向赵国求助。所以,赵国几乎从不缺席重大战事,这对赵国国力是一种消耗。问题是,赵国根本没得选。

6/6 总结

恶劣的地理条件与好斗的政治基因,决定了赵国能在乱世成为可怕的对手,却无法演化为真正的强国。

后世不少人在争论,倘若长平之战始终由廉颇来指挥,赵军是否能翻盘?很遗憾,即便廉颇在线,赵军仍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

原因不难理解,廉颇的策略是打持久战,和秦军比拼消耗,直到对方退兵为止。但问题是,以赵国的国力,是经不起这般折腾的。即使双方暂时僵持不下,到头来还是秦国笑到最后。

赵王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才决定临时换将,命赵括出击,速胜速决。这就像一个赌徒,明知道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却还想铤而走险,押个大注。

所以,无论久战还是速决,赵国必败无疑,这和指挥官的能力无关,而是由基本盘决定的。

不过,赵国并不是没有取胜的希望,如果五国增援,长平之战的颓势是可以逆转的。但在危急关头,他的邻居们纷纷作壁上观,任凭秦军蚕食赵国,毁掉他们最后的长城。

相比于赵国,秦国则幸运得多,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奋六世之余烈”,秦孝公、惠文王、昭襄王、秦王政等,皆有雄才大略。更重要的是,六国之中,秦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将商鞅以来的制度改革不断深化,贯彻到底。

反观赵国,自赵武灵王之后,再无雄主出现,即便赵国在军事上不断攻城略地,政治上却始终原地踏步,纵使军力强大,也终究被对手耗尽实力,强国之梦,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

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下,企业也好,国家也罢,想获得长远的发展,能依仗的无非两样东西:

创新和组织。

秦赵两国,在创新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显著的榜样。秦国用制度创新,提高了国家的动员能力。赵国用军事创新,使战斗力升级换代。

然而,无论多伟大的创新,若缺乏良好的组织做支撑,终究是一场空欢喜。

组织的作用,一方面为创新提供稳定的迭代环境,另一方面则将创新的资源与成果,合理地分配到各相关方,使全员专注于某个目标,不断优化。

在这方面,秦国无疑是七国中做得最好的,而赵国则恰恰相反,混乱的组织,不仅消耗了国力,更将军事创新的成果压榨殆尽,其失败在情理之中,固值得我们后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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