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无论古代还是现在，纵观整个历史，凡是有所建树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智谋过人，甚至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这些人善于把握主动权，能从长远出发预测事情发展的方向。
春秋年间郑国庄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公元前757年，郑武公夫人武氏有了儿子寤生，三年以后又生下小儿子叔段，两人虽然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得到的关爱却截然不同，因为寤生出生时母亲难产十分痛苦，因此有了小儿子以后母亲独宠叔段，对大儿子不管不问。
郑武公却没有这种偏见，早早就把寤生当作接班人培养，郑武公27年，重病卧床不起，临死之前都是武氏在身边照顾，多次劝说武公把国君位子传给小儿子，不过被武公断然决绝，召集群臣当众宣布，在他死后，由长子寤生继任国君之位。
公元前743年，武公病逝，寤生上位史称郑庄公，虽然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国君，武氏却一点也不开心，因为她知道这些年来从未给过寤生关爱，害怕儿子会报复自己，因此就想为小儿子叔段征求更多权势。
庄公继位以后，母亲武氏多次上奏请求国君能把制地赏赐给叔段，然而庄公不是傻子，心里十分清楚制地非同一般，此处地势险要，雄踞虎牢关，关系到国家安危，因此庄公断然拒绝母亲的请求。
不过武氏没有善罢甘休，没有抢到制地以后，逼迫庄公把京邑让出来，庄公虽然不情愿，但是碍于母亲权威，只好妥协，要说武氏还真会挑地方，京邑虽说比不上制地重要，却是郑国国内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物产十分丰富，庄公心里不舍得，不过在母亲一步步紧逼之下，还是让了出去。
庄公哪里想到这一切都是母亲与弟弟的阴谋，京邑面积比都城还要大，有众多人口作为支撑，叔段到了封地以后，仗着有母亲撑腰，在京邑作威作福，根本不把哥哥放在眼里，在城内发布告示征兵买马，训练军队，企图有朝一日推翻庄公统治。
郑庄公没多久就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母亲对自己恨之入骨，这才联合弟弟对抗自己，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却成了亲人眼中的仇人，庄公知道真相以后并没有轻举妄动，反而放任叔段的行为，叔段看到庄公没有任何反应，胆子越来越大，自称京城太叔，出巡时都带着身披甲胄的士兵。
叔段的出格行为引起了百姓和大臣们的议论，有人劝庄公：“除了都城以外，其余城池凡是超过400余丈的都是潜在危机，因此历任国君都规定，城池不可以超过国都三分之一，京邑显然超过了规定，您怎么能放任不管呢？”庄公听完以后非常无奈，说道：“这都是母亲的意思，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大臣接着说道：“欲望是无穷的，国君不能放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如今叔段图谋发展，将来一定会作乱。”庄公无可奈何，叹气道：“我何尝不知道呢，做坏事终究会有惩罚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果然就如同大臣预料的那样，郑庄公统治20多年以后，叔段引大军攻打都城，郑庄公终于等来这天，其实并不是庄公没有作为，他早就查清楚了叔段的内应，并一一拔除了这些威胁，等到叔段进攻的时候，内应们纷纷叛变，叔段溃败逃亡今河南省辉县，母亲受到牵连也被庄公发配到河南襄城，立下毒誓，不见黄泉，此生不与母亲见面。
然而没多久庄公就思念母亲，整日担忧，经常让下人给母亲送去食物衣服，臣子知道庄公想见母亲，碍于自己发下的毒誓，因此劝说他不如挖一条井，见到井水以后不就是黄泉了，庄公按照他的建议去做了，之后接回母亲，两人关系大为改善，本来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经过这番经历以后，都明白了亲情可贵。
很多人都说庄公没有作为，放任弟弟做大成为威胁，其实这正是庄公政治上的高超智慧，遇到事情能从长远去看待，忍住一时之气，知道弟弟有叛乱的想法以后，庄公没有立即动手，因为他在等一个时机，等到叔段把事情闹大以后，百姓都知道叔段谋反的想法。
此时庄公出击，即获得了舆论支持又能避免背上诛杀兄弟的恶名，实际上庄公正是考虑到了这份亲情才没有动手，叔段兵败以后也没有趁机杀掉他，当然此举说明庄公有十足的把握，不然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
庄公的政治手段不仅体现在内部纷争上，对外战争上也是如此，清除内部叛乱以后，庄公着手对抗外部势力，借助周平王的影响，郑庄公在权势上要远超过其余诸侯，利用这一点，庄公开始侵略其他国家，开启扩张道路。
然而随着郑国越做越大，引起了周平王警觉，害怕王室会受到威胁，于是把提拔其余人对抗庄公，为了安抚王室情绪，庄公将儿子作为送出国当做人质，周平王去世以后，庄公越做越大，以一己之力对抗陈、蔡、虢、卫四国，彻底打响了名声。
庄公虽然富有谋略，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却犯了一个大错，虽然他预料到自己死后郑国将会产生内乱，然而却无法阻止，只能感叹：“郑国自此多事矣”，看来即便谋略再深，也有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
参考资料：
【《史记卷四十二》、《东周列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