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婚姻的“风险”越来越大， 有人说自从《婚姻登记条例》发出后，婚姻风险越来越大？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新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再看新规的几大变化，是否将婚前医学检查由强制改为自愿，结婚登记时不再需要单位证明，只需要本人户口簿和身份证，或者婚姻双方可以凭一份已签字的声明，证明自己没有配偶且与对方没有三代以内直系血亲关系和旁系血亲关系，保证不存在骗婚行为，或者不需要单位证明就可以当场办理离婚登记等。极大地为公民的婚姻行为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创造了。
有人担心，新规明显降低了结婚和离婚的门槛，让公民结婚更容易，同时也降低了婚姻关系的安全系数，让婚姻行为的“风险”越来越严重。这种担心很有道理。
婚姻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其风险因素应该说从关系形成之时就客观存在。先秦典籍《诗经》中有“有一女子，离了婚，叹息；令人叹息，很难见到人。”“有女人离开，她们尖叫；“吵吵闹闹，见人就别扭”的描述，讲的是父母对女儿婚姻风险的担忧。现在人们常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夫”，把婚姻选择的风险和职业选择的风险相提并论。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不高，社会成员在婚姻选择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所以，子女、组织成员、员工的婚姻选择，都需要家长、组织、单位来做决策。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组织安排、领导同意、单位批准，都体现了外部环境对个人婚姻的参与和干预。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赋予了公民在婚姻行为上更大的自由，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社会成员在婚姻选择上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得到增强。人们一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原有的一些保障，实际上也需要承担比以前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所分析的，“对安全的普遍追求不仅不能增加自由的机会，反而构成了对我们自己最严重的威胁。”“我们越是试图通过干预市场体系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一些人的保障就越少。”既然婚姻是民事行为，是公民的“个人问题”，那么除了《宪法》、《婚姻法》规定的相关法律保护外，政府没有必要在一些“细节”上为公民的婚姻选择提供更多的保护，因为这样的保护不仅人为地增加了政府成本和社会负担，还可能阻碍公民的婚姻自由。
婚姻风险越来越大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我们不必谈论它。如果乐观估计，我们可以相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婚姻的风险只会促使人们更加珍惜婚姻自由，更加谨慎理性地做出婚姻选择，更加用心地学习婚姻艺术，提高管理婚姻生活的水平，使婚姻家庭成为社会繁荣稳定的细胞。
也许就像上面说的，婚姻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如果能按照正确的观点去经营爱情，那就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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