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高其人，早期履历不详，只知道他“生而隐宫”，即一生下来就被阉割了，待在秦宫服侍君王。秦朝建立后，他幸运地碰上了“时代红利”——首个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在政策摸索过程中犯下的错误。
当时，随着一统六国，秦始皇迫切需要解决一个紧迫且重要的问题：以什么形式来整合这个规模空前、矛盾错综复杂的首个中央集权王朝。最终，通过两次大型“廷议”，这一课题的解决方案被敲定。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刚刚完成统一大业，丞相王绾提议，鉴于燕、齐、楚三国旧地距离关中过于遥远，不如分封皇子为王予以镇抚。实际上，这种主张类似于西汉初年的郡县、封国并行制。
但在秦始皇，秦国之所以能够强势崛起、以一敌六，高度集权的郡县制是一大核心要诀；如果再恢复分封制，等同于再造战火：“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这是开历史的倒车。因此，他下令推行全面彻底的郡县制。
对于山东各国来说，这种政策带来的冲击是翻天覆地的，利益、社会关系全部推倒重来。可想而知，反对的力量会有多么强大。
秦朝郡县制
于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一次酒宴上，朝廷的多位博士（精通儒家经典的儒生，类似于帝王智囊）严厉抨击郡县制，甚至表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即不沿用旧制、王朝命不久矣。
这次争论带来的后果众所周知：焚书令。按照李斯的提议，所有民间藏书中，凡是社会科学类的书目，诸如诸子百家典籍、东方六国的历史书等一律限期焚烧，因为它们要么与王朝主张的思想背道而驰，要么记载了许多对秦国/朝不利的记载，会蛊惑人心、搅乱思想，营造离心力。
但焚书只针对老百姓手里的藏书，朝廷图书馆的所有书籍都不被牵涉其中；不焚烧种植、技术类的自然科学书籍。
显然，焚书令并不是后世一些人所说的“文化毁灭”，秦始皇的目的有二：压制不同观点、推进思想统一；愚化黎民百姓，让他们更容易接受统治。
作为焚书令的配套措施，秦朝还极力鼓励人们学习王朝的法令，并且连老师都安排好了：“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
《史记》称，后来“坑儒”事件爆发前，侯生、卢生等方士在背后痛骂秦始皇“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即只使用精通法令的官吏，而不重用身边那些大儒。
由此可见，秦始皇试图从两个方面实现破与立：国家管理机制上，以郡县取代分封，彻底摧毁贵族的经济土壤；管理人员的构成方面，以专业官吏取代传统勋贵、士子，完全剥夺贵族的政治权利。
而赵高就是上述政策的受益人。
在新的体系下，秦王朝需要的是精通法令、执行力强的管理者，秦始皇也一向选拔这种人才进入政权体系，并且完全不在意对方的出身、家世。这种打破传统阶级观念的做法，自然是历史的进步；可惜的是，赵高这种人竟也因此得势。
客观而言，赵高可谓“身残志坚”的典范。他“强力，通于狱法”，即办事能力很强、通晓刑法，出色的才能惊动了秦始皇本人。于是，任人以才的始皇帝一声令下，提拔其担任中车府令，并让他教自己的小儿子胡亥学习怎么审理、判决各种复杂的诉讼案件。
于是，赵高得以常年待在秦始皇身边，并且成了胡亥的亲信。后来，他曾经犯下大罪，负责审理的蒙毅认为按律当斩，但秦始皇出于“惜才”而网开一面，甚至还将其官复原职。
赵高
这也许是秦始皇犯下的最大错误。赵高掌管玺书，是胡亥的亲信，而且对蒙恬、蒙毅兄弟恨之入骨，最终在秦始皇突然死亡后，劝说胡亥编造遗诏、逼死扶苏及其支持者蒙氏兄弟，将首个大一统帝国带向万劫不复之地。
作为一名“不入流”的宦者，竟然能左右秦王朝的走向，秦始皇本人要负主要责任。为何“任人以才”的他会犯下这种错误？这体现了“焚书令”的最大缺陷：
李斯认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而诸子百家思想则会借古讽今、惑乱百姓。因此他主张焚毁社会科学书目、只让人们学习技术与法令，以实现思想的高度统一。
这看似是“以法治国”，仿佛是社会的进步。但法令只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底线，而不能成为全部；再细密的法令，也规划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凡有一个漏洞，就能被人钻空子。因此，要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除了基本的法令约束，更需要道德教化，鼓励人们尊重公序良俗，这才是更高级的社会文明与国家秩序。后来的汉朝就是沿着这个思路，成功地开创了一个青史留名的大一统帝国。这么看来，赵高也算是一个成功的负面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