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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以后，德国外交开始采用进取姿态，英国对德国的野心膨胀大为担忧。
德国突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的行动出人意料。德国外交的令人不安还反映在它的外交风格上，德皇威廉二世和他在华的代表都突显了德国的咄咄逼人的姿态，申克公使和海靖公使的表现尤其嚣张。
他们为了达到德国的目的，不遗余力，完全不顾及中国政体的脆弱特点。不久，德国对现存的“机会均等”原则开始进行挑战，从而在本质上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游戏规则。
德国在华的进攻型姿态与德国政府此时开始推行的“全球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作为民族统一最晚的德帝国，此时感到自己的羽毛已经丰满，要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争夺一席之地。俾斯麦首相时期所建立的复杂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战略至此被“全球政策”所取代。
德帝国的“全球政策”从远东开始推行是有偶然因素的。德帝国以基督教新教为国内政治的主导，但它在亚洲的扩张却得益于天主教会在华的渗透与发展。
随着时日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华政策上，没有哪一个列强比德国更能利用传教士的作用。
德国于1871年统一以后，天主教受到大规模的政治歧视和迫害，俾斯麦发动的“文化斗争”旨在摧垮天主教在德国的神权和俗权。
1874年，天主教神父阿诺德·扬森(1837一1909)发起一个海外传教的组织，但是在德国无立足之地，只好将总部设在位于德国和荷兰边境的荷兰小城斯泰尔，并将该组织定名为“圣言会”，这就是日后在中国声名极大的德国天主教机构。
当时在德国，很少有人注意到扬森的组织。扬森精力充沛，事业心极强，没有过多久，就把“圣言会”办得有声有色。
到了19世纪末，“圣言会”已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美国和中国等地都有了分部。由于“圣言会”的迅速发展，1882年罗马教廷决定授予“圣言会”在中国山东设立鲁南教区的权力。从此，德国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影响力大增。
带领“圣言会”打进中国的是扬森选中的安治泰神父(1851一1903)。应该说，安治泰在华的使命是非常成功的，但“圣言会”在华活动的历史却毁誉参半，这主要与安治泰本人的素质有关。安治泰生于1851年，父亲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小旅馆的老板。安治泰生来是一个怪才，特别擅长谈判和打开局面，扬森之所以选中他，正是看到了在中国发展传教事业的艰难。安治泰在雷根斯堡的神学院学习过3年，毕业后，于1875年加入在斯泰尔总部的“圣言会”，任神学教师。
他去斯泰尔不久，就表露出对“圣言会”严格的规章制度的不满，因而转向争取到海外传教的机会。当时由于德国的“文化斗争”，天主教士大都找不到工作，所以对去海外传教事业很有吸引力。1876年，即安治泰加入“圣言会”的第二年，神学讲习班发生了内部危机。
当时“圣言会”共有4名教师，其中3名因为对扬森会长的管理风格不满，愤然离去，只剩下25岁的安治泰尚未决定去留。
扬森会长为了“圣言会”的声誉，苦苦挽留安治泰，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一下子提出三条苛刻的条件：
扬森大吃一惊，没有料到安治泰有着自己的一套处心积虑的思路。经过再三思考，扬森除了在衣着和每日祈祷书问题上不愿让步以外，答应了安治泰的其他要求。
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治泰改变了“圣言会”的发展方向。数年后，扬森会长在得知安治泰在中国我行我素，并不遵循衣着规定和每日祈祷书原则，感到后悔莫及。
安治泰在抓住机遇，达到既定目的的谈判上特别有能力。在华的数十年中，他的软硬兼施的功夫是中外皆知的。尽管安治泰在“圣言会”传教事业上功不可没，但他个人的野心和性格特点往往成为他的包袱，也是他最后垮台的主要原因。
安治泰身材矮小，不过一米六左右，但精力异常充沛。他于1880年来华，权权十年工夫，就成为总理衙门最惧怕、也最头痛的传教士。
来华之初，“圣言会”尚无独立的主教区。安治泰不断扩张传教活动，以向梵蒂冈施加压力在鲁南建主教区。梵蒂冈一开始对这个新兴的传教组织不够了解，不愿任命安治泰为主教。
直到1885年，在扬森会长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的游说下，鲁南“圣言会”主教区正式成立，安治泰也顺理成章成为主教。奥皇的支持是关键，因为“圣言会”在华传教士中有好几位来自奥匈帝国，安治泰的副手福若瑟神父也是奥地利人，所以奥皇对“圣言会”特别眷顾。同时，梵蒂冈海外“布道会”对安治泰提供的在鲁南传教活动的一些数字感到高兴。
据他的报告，在1885年以前的3年里，“圣言会”传教士吸收了687名中国教士，接受忏悔706次，举行圣餐仪式627次，为1142名儿童进行了洗礼仪式。
成为主教以后，安治泰的第二个步骤是使“圣言会”从法国教权下面解放出来。
安治泰来华之前，所有在华的天主教的保护权力掌握在法国公使手中，如果出现教案，要按法国护教的规定来办。
正如拉杜雷特所说：“法国护教的动机不在于保护天主教信仰，而是在于法国的声望和势力。法国对华贸易额并不大，如同在柬埔寨、安南和东京湾地区一样，法国要求对当地事务有发言权的主要根据是护教权。”
因此，法国驻华公使对总理衙门有一种特殊的掣肘权力。但“圣言会”教区在安治泰主教的领导下，决心打破法国的一统天下，寻求德国政府的保护，并为德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在这一点上安治泰是坚定不移的。
当时的德国政府在俾斯麦领导下对天主教并不友善，所以对安治泰在华的活动漠不关心。
但在1886年间，德国政府决定撤销“文化斗争”，意在与梵蒂冈和解。
德国外交部开始关注安治泰主教在华的事业。与此同时，“圣言会”在华的扩张地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因为安治泰开始采取大胆的行动，试图打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孔夫子——曲阜）。
过去有不少传教士虽然想做但都不敢有此妄为，而安治泰则锲而不舍要在济宁扎下根来。济宁是兖州府所在地，而孔子家乡曲阜在济宁治下，所以兖州府是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的圣地。
从1880年到1890年的十年间，中国政府同安治泰在兖州问题上不断发生矛盾。中国政府希望安治泰主教不要心存不轨，但安治泰坚持不懈，不肯让步。
安治泰的手法多变，时而用驻北京的公使要挟总理衙门，时而又制造种种教案，借机大闹。在与地方政府的多次谈判破裂后，安治泰心生一计，要求在济宁租赁一间房屋，以便在谈判教案期间休息。济宁官员不知有诈，只得允之。
但当他一旦获得在济宁的立脚点，就不肯离开，坚持要求在济宁建立传教点。中国政府也坚决不肯让步，总理衙门在1888年致法国公使李梅的信中，抱怨安治泰欺人太甚。信中甚至说中国人是“圣人孔子”的门徒，兖州府如同西方基督教的圣地一样重要，是中国“宗教经文”的发源地。
总之，双方争斗激烈，互不相让。当时连德国公使巴兰德都开始觉得安治泰的做法有点太过分，弄不好会影响德中关系。但是，安治泰下定决心要攻下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
1892年5月，安治泰在给“圣言会”扬森会长的信中这样解释他的动机：
安治泰一开始就希望获得德国政府的保护，因为他对法国人不放心。但是护教权在法不在德，所以他暂时还必须在德国政府和梵蒂冈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梵蒂冈自然不希望新教的德国政府涉及天主教事务，而德国政府则想让“圣言会”脱离法国的保护。在公开场合下，安治泰阳奉阴违，两面讨好。
他对梵蒂冈的说法是反对德国护教，但他在1889年听到巴兰德公使将奉召问国述职时，立即面见德公使，请他转达给柏林政府希望获得德国保护的心愿。迫于德国的压力，梵蒂冈最终答应由安治泰主教决定选择德国还是法国，于是在1890年安治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德国。
“圣言会”鲁南教区归德国保护以后，巴兰德公使立即出马干涉兖州争端。他指责中国政府有意在宗教教义上对天主教歧视，因为兖州府治下有那么多的佛教寺院和道观，为何不能允许天主教传教？
中国政府继续抵抗，军机大臣孙毓汶恰恰是济宁人，又是著名的守旧官僚，自然在其中推波助澜。而兖州府的士绅和百姓也自发地组织了抗教活动，民情愤然，教案迭起，安治泰不得不暂时退却。1891年长江流域发生大规模的“扬子教案”，法、德公使联向总理衙门提出镇压教案肇事者的最后通牒，巴兰德借机再次提出兖州问题。
如此反复折冲，直到1896年德国政府向中国发出类似最后通牒的照会，此事才以安治泰大获全胜而结束。在兖州事件中，德国政府看到了安治泰对付中国人的非凡能力和倔强的性格。
在德国开始护教以后，安治泰还不遗余力地与德皇威廉二世建立特殊关系。德皇将安治泰主教称为他最欣赏的“基督教第一信使”，安治泰不久便成为德皇宫廷里的座上宾。
仗着德国政府和罗马教廷的双重支持，安治泰不免沾沾自喜，在威胁中国人的手段上更加残酷和大胆。同时，在德国护教权被梵蒂冈批准以后，安治泰更加以铁腕控制所辖的鲁南教区。
安治泰理财能力极糟，且开销甚巨，所以鲁南教区的经费常常是入不敷出。因此，制造教案竟成了他敛财的重要手段之一。
他的手下有几个精明强干的助理，比如副主教福若瑟、魏弗尔神父和新来不久的薛田资神父。
安治泰不会放过一个教案的机会对中国政府进行勒索，所以与“圣言会”有关的教案在山东发生的频率最高，牵涉暴力的次数也最多是不足为奇的。有的时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寻衅，无事生非。
19世纪90年代中，鲁南的很多民、教冲突发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谣言流传甚广。1890年在某县集市上，一位屠夫在卖肉时将一羊头挂在摊上，有教民看见，告诉洋教士，谓此乃有意诋毁洋教，只因为“羊”“洋”谐音。
一场混战之后，该屠夫被教士报官，在公堂上这位屠夫自然输掉了官司，吃尽了苦头。传教士在堂上称此人过去曾输过教案官司，这次是蓄意无疑。地方官不敢开罪洋人，而那位屠夫被判有罪的结果是意料之中的，此事激起民情激愤。
教士和教民的另一种寻衅借口是在传统节日里，由教民对传统仪式加以耻笑。而一旦非教徒村民不让教民参加庙会、春节等活动，教士便出面告官，谓“宗教歧枧，不合条约”等等，并要求赔偿。
鲁南教案层出不穷，地方官疲于奔命，进退两难。一方面，地方官为取悦朝廷，必须减少教案；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安治泰主教的胃口越来越无止境，教士打赢教案官司越多，越是得寸进尺。
188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山东巡抚都对传教士痛恨不已，民、教冲突之严重可见一斑。
更有甚者，由于安治泰所制造的种种麻烦，没有一位巡抚大人能在山东任职超过两年。1896年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就是这样一位巡抚。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欧洲“圣言会”的同僚都开始听到一些关于安治泰个人行为不正常的风言风语，梵蒂冈和扬森会长开始进行调查。安治泰强迫命令福若瑟副主教写信为他的行为辩护，但鲁南教区的教士终于冲破阻力，向扬森多次报告了实情，尤其是关于安治泰酗酒闹事，甚至在回欧洲的客轮上与乘客大打出手，以及他的暴君式的管理方式。总之，90年代中，“圣言会”总部已认为安治泰“不可救药”。
其实，安治泰回欧洲汇报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
1896年，鲁南教区的教士集体上书，要求撤换安治泰主教。早在1890年冬天，第一个斗胆直呈己见的教士是林布洛克神父，此后多位教士亦开始写信向总部报告。最后，在1896年，一向胆小怕事的福若瑟副主教在忍无可忍之际，也站了出来。
安治泰的秘书韩宁赫斯神父在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安治泰此时已完全自我孤立，在他与下属之间已经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墙。
扬森会长此时感觉到鲁南教区的问题并不是由于艰苦的工作环境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教士们对安治泰已经绝望，所以不得不大声疾呼，请求救援。在薛田资神父的鼓励下，鲁南教区的教土集体要求安治泰下台，薛田资神父被梵蒂冈召见，解释要安治泰主教去职的理由。
安治泰的地位岌岌可危，在此关键时刻，他决心打出一张最后的王牌，利用德国政府的势力，保住他的主教地位。
19世纪90年代以来，安治泰一直在与德国政府秘密合作，他在德国对华政策上起的作用连梵蒂冈和“圣言会”总部也不十分清楚。梵蒂冈和扬森会长都当面警告过他不要在此事上陷得太深。
但是，这位巴伐利亚小旅馆老板的儿子，不仅对酒沉迷不能自已，而且对政治权力更是如醉如痴。
他常常在下属前夸耀自己的政治背景，就连梵蒂冈也不能对他奈何。
中国政府更不值一提，只是在他的股掌之间随意玩耍，因为在柏林，他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所以，1896年的危机促使安治泰寻找走出困境的途径。对他来说，宗教信仰已成为第二位的因素，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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