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读《资治通鉴》第17
公元190年。
曹操和袁绍因董卓祸乱京城，纷纷选择逃离混乱的中央，决定为了心中志向而起兵。起兵初期，作为好友的两人，曾在滚滚黄河边进行了一次互相试探对话，这段对话脍炙人口耳熟能详。
对话中，袁绍踌躇满志的说：
“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争天下，庶可以济乎?”
面对袁绍论调，曹操意味深长的说：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说完这段对话，曾经的故交好友袁绍和曹操就此走上了人生的不同道路，进而在后续兵戎相见，战于官渡。获胜的曹操，终用自己论调，任天下之智力战胜了袁绍，成就了北方霸主和曹魏帝国的根基。
（故交宿敌袁绍曹操）
初看这对话，其言语可谓各有道理。
在袁绍看来，他自己本身起点高，四世三公家族出生，正儿八经权贵子弟，门生故吏遍天下，这命运的起点决定了他看问题的态度。
人才吗，我多的是，只要振臂一呼何愁无人相助？
于是，袁绍的着眼点从已经拥有的人才，换到了决定天下大势的地利上，占据了河洛之地山川之险，何愁天下不定？
可对曹操而言，从一开始就不能如此想，原因吗也很简单，曹操虽也是官宦之后，却是阉宦遗丑后人。这出生决定了天下士子，不会于他同心同德。士人不愿归附，当然只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有多少用多少，最后才有极端的唯才是举出现。
（曹操重视人才）
后续的事实也证明了曹操的先见之明。
十八路大军讨伐董卓，袁绍并非势力最大之人，却因为家族出身加持，成了讨伐董卓之战盟主，而曹操作为联军倡议者，仅收获了“奋武将军”虚名。
这悬殊差别，无关实力，仅和地位资源人脉有关。
可后续的事实，却证明了一个真理，仅有地位资源人脉，而无远界的人，是无法成功的，这也从多方面有体现。
首先：志向之别。
曹操的志向无疑更大，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彰显了曹操打算整肃天下，一统江山宏愿，而袁绍所想为何？不过占据一块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南到黄河北抵燕代，一可以据险而守（地利好），二可以足兵足食（够富庶）。
其次：借力之别。
在曹操看来，争夺天下最大的助力是什么？不过天下人之智力而已，而袁绍却在占据了地利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兼沙漠之众。
（袁绍也曾辉煌）
这沙漠之众是什么？简而言之少数民族雇佣军而已。
打天下虽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过程，可也不是什么战线什么人都可以统一的，袁绍想让外族成助力，结局必定惨淡，文化不同习俗不同是其次，关键是不靠谱啊，最靠谱的还是同文同种的人群。
最后：用人之别。
袁绍虽是最后的失败者，可袁绍的计划并不差，占据北方大片土地后，也算当之无愧的第一军阀。但因为初衷缺失了对于人才的重要性认知，让袁绍只能纳才而不能用才，不仅不能用才，反而因为左右摇摆的继承人问题，引发人才内斗。
孟子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即便占据了东汉混乱的天时，河洛之固的地利，没有人才之和，即便兵强马壮又如何？不一样结局惨淡。
故而从一开始，曹操初衷虽没有具体指导方针，但善于聚敛人才，善于任用人才的曹操，境界就高出袁绍一头。有了这高出一筹的境界，还有知人善任的能力，才有了面对兵强马壮、地利占有的袁绍，战而胜之的根本。
这袁绍虽也算英明之主，但说道用人和曹操比就完全上不得台面了。
讲虚礼，讲面子，即不谈实际，也不给深切信任，在他手下效力的人，磨洋工居多，拉帮结派居多，这仗顺风仗还行，一旦逆风仗，咋打？
早在袁绍曹操起兵前587年，历史上就有过一场关于地利还是人和重要的谈话。
（大才吴起）
谈话主角，一为魏武侯击，第二个就是鼎鼎大名的战国奇才吴起。
话说魏文侯逝去之后，储君击立，是为魏武侯。
那时的魏国，因魏文侯励精图治，已成战国第一强国，北边打打赵国，南边撩拨撩拨楚国，西边和齐国起过冲突，虽四面树敌，可依靠国家实力强大，面上看依旧风光无限，唯一问题就是这风光无限的外表下，不确定因素也多。
在吴起助力下，被击败的秦国失去河西之地，秦孝公也在筹谋励精图治强盛国家。秦魏属宿敌，因此这秦国可算是魏国的长期忧患，必欲灭之而后快。
而那时，因败秦有功，吴起也成了魏国重臣，主政新归附的河西之地，(今黄河北洛河南区域）位高权重之余，难免需敲打一二。
由此才有了新君魏武侯去往黄河巡查魏国江山，顺带考察吴起的事由出现。
（强盛的魏国）
君王交替，有几件事是难免的。
一为：政策方向制定。（国策如何定）
二为：属下重臣任用调整。（一朝天子一朝臣）
三为：巡游国家，安抚民众情绪。（宣告天下立威）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一般就这三层意思。
在巡游视察过程中，面对河西之地，看着这山河险峻地利无双，魏武侯感叹的说
“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
言语中充满志得意满的得瑟还有渴求夸赞的高兴。
事实却也如此，冷兵器时代，地理优势和城池坚固，是可以直接转换为战斗力的，特别是大争之世，拥有地利无疑拥有战略优势，魏武侯得瑟因此而来。
一般而言，臣下面对君王得瑟，最该做的是跟老板一起吹牛。这样善吹牛的人，说不上人才，但绝对属贴心人。
（臣下要会吹牛）
可这是对一般人而言，在战国那特殊时代，人才都是有脾气的存在。
战国大才吴起就不弄虚的，直接给自家老板一盆冷水，让他清醒清醒。只见吴起讽刺说“在德不在险”，而这才是属于战略家的眼界。
对大才而言，说真话说实话才是正经事，至于扫兴不扫兴，那不是我该考虑的。
说完这句大实话后，吴起意犹未尽，继续说了几个实例。
曾经的三苗左据洞庭，右据彭蠡，两河之险皆占了，结果如何？被禹灭了。
曾经的夏桀依旧有山河之固江山险要，结果如何？还不是让商汤给放逐了。
曾经的商纣王也一样，因不修德政，不讲民心归附，滥武妄为，最后被周武王推翻。
如此三重举证后，吴起依旧嫌怒斥力度不够！
最后狠狠教训魏武侯说：山河之险，从不是国家有恃无恐根源，国君要不修德，现在船上的所有人都是敌国，还谈什么江山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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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诫之语言外之意）
言语中层层举证如惊涛拍岸，引阵阵冷意，最后怒骂如投枪笔剑，让人发毛。
发毛之余，感受到吴起言语轻慢，还有自己的孟浪之语，魏武侯难免心有余悸。
魏武侯为掩饰尴尬，笑了起来，然后对吴起说：嗯嗯，你说的对。
初看这段，我以为看到一出直言敢谏有识之士，对君王劝诫之语，最后君王从善如流立马改正，换来国家兴旺故事。
可细看之余，却冷意丛生，魏武侯所言：你说的对背后。
寻思更多的估计不是江山之险，修德强国，而是“舟中之人皆敌国”。
这句话太过厉害，如果是坐稳江山的魏文侯听此话，估计会真心折服，但魏武侯可是新君继位，听了这话难免心中发颤。
一个手握大权的重臣，对新君如此不敬，他要干啥？
随后岁月，吴起在魏国的日子每况愈下，绝对和这句话有因果关系。
那个时候的魏武侯就如袁绍附体般，只见地利对国家实力影响，而忘记了让国家强大根源，从不是地利之险而是人才之和。
这也揭示了一个真理，创一代和富二代，对于人才认知的不同。
在创一代魏文侯看来，人才是需要珍惜的，有脾气有大才，这样的人，直言肯谏属国家之福，必须要提倡。
可在富二代魏武侯看来，国家实力才是根本，至于人才有当然好，但脾气太大，不听管束的，属国家不稳定因素，要清除。
这两个视角叠加后，出生还有实力的因素，决定了他们对待人才的不同态度。
也由此引申出一个概念，封建帝王时代，实力强盛关键，到底是什么？
（江河之固不如人心归附）
答案是，人心归附！
吴起虽是军事家，但也是战略家，作为军事家的他，都认为山河之固不足恃，反而认知了“仁德”才是君王稳固江山的根本，只有善待善待人才，才有智力归附，只有善待老百姓，才有民心归附。要是暴虐无道，所有人都会成敌人。
这应算民本思想，在战国时代的体现，这体现在后世历史中也不断延续，如魏征所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道理是一样的。
唯一可惜的是，吴起的谏言，魏武侯听不进去，反而关注点在“舟中之人皆敌国”这句话上，最后逼走了吴起，而后续的另一个魏武帝曹操，就深谙此道。
于是在霸业未成之前，对人才那是倾心信任，至于成了霸业之后，就另说了。
原典再现：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387年)魏文侯篾，太子击立，是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