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思想本非专门的治国思想，但是治军同治民一样，都需要一套相应的制度和方法。春秋战国时期，迫于战争的现实需要，对国家的治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军事化了，战争由原来的贵族和平民参加己经逐渐演变成了全民皆兵。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治军便为治国提供了直接的、现成的经验，甚至二者融为一体。纵观先秦兵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所在的国家无不是大国、强国，而在他们离开或去世以后就相对衰落，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兵家为某些诸侯国的强盛、乃至最后走向统一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一、出谋划策乱世验方
春秋战国时期是天下大乱、战争不断的时期，也是各种新力量、新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各学派积极参政议政、创立各种学说的“百家争鸣”局面，但是仔细研究当时的历史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没有提出治国的具体措施，或者有的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具备可操作性。虽然他们提出的以仁政王天下、清静无为等等思想反映了广大人民厌恶战争、反对战争的心声，但是在诸侯力争谋求统一的时代，只能以战止战，以武求统，否则是没有出路的。而真正把握当时的时局，提出针对性的、切实可行并且行之有效的治国措施的，恐怕非兵家和法家莫属。法家是一个成熟相对较晚的学派，它的很多思想借鉴了兵家的东西。
先秦时期兵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他们都是有理论、有实践，不但有许多韬略、奇计和一套治军方法，而且大部分都在朝中担任重要职位，他们治军治国的思想得到了君王的采纳，并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成效斐然。孙武在吴国为将时，吴王曾多次跟他讨论治国和作战的方法。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吴王曾向孙子询问晋国六卿的结局问题，孙武从田制、税收、官制等方面分析了六方的情况，吴王阖闾听完以后连连称善，感悟到“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后来阖闾也曾认真实践这种“王者之道”。
吴王阖闾三年，阖闾同伍子胥、伯嚭率兵伐楚，攻破其属国舒，阖闾想要一举进攻楚国都城郢，时任将军的孙武劝阻道，人民疲弊，时机尚不成熟。阖闾九年，吴王又提出攻郑的打算，并咨询伍子胥和孙武，“你们曾经说攻打郢的时机不到，现在怎么样了呢”两人回答说“楚国大将子常非常贪婪，唐国、蔡国都有怨言。大王如果一定要攻打楚国，必须得到唐、蔡的支持。”于是吴王听取建议，利用唐国、蔡国与楚的矛盾，联合攻楚，最终楚昭王逃出都城郢。孙武的谋略为当时吴王阖闾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又如吴起在魏国任将时创立了武卒制，可以说是对魏国军事制度的一大贡献，大大提高了魏国军队的战斗力，从魏文侯、魏武侯到魏惠王，魏国军队在兼并战争中所向披靡，形成独霸中原的局面，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归功于吴起。除此之外，吴起在魏国期间“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为魏国的治理作出了很大贡献。职是之故，魏国在战国初年为头等诸侯国，国力强盛。后来魏国势衰，这和吴起弃魏奔楚不无关系。
再如齐威王曾向孙膑询问如何强兵的问题，孙膑提出，富国才是强兵的根本。当时稷下学宫的大夫们对这一问题各有主张，根据历史记载，齐威王没有采纳他们所提出的“以政教”、“以散粮”、“以静”等主张，而是采纳了孙膑的富国强兵的主张，齐国的国力军力迅速发展起来，“诸侯东向朝齐”。时人将齐国与西方的秦国等量齐观，号东西二霸。
《尉缭子》在分析战国相攻、互相兼并的复杂形势时提出，“伐国必因其变，示之财以观其病，上乖下离，若此之类，是伐之因也。”《史记》中关于尉缭的材料也正与这一策略相呼应。据《战国策·赵策四》“秦使王剪攻赵”篇和《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等书的记载，在尉缭献计后不久，赵王的宠臣郭开便接受了秦国的贿赂，向赵王进谗言杀害了多次击败秦军的大将李牧，从而导致了赵国军队的覆灭和邯郸的陷落。这也从侧面证实了秦王采用了尉缭的计策，收买六国重臣，大肆进行离间活动，使六国无法联合抗秦。尉缭的策略对秦统一六国起了很大作用。
二、开疆拓土局部统一
春秋初期见于《左传》等史籍记载的大小诸侯国大约有一百四十余个，其中大多面积狭窄、人口稀少。随着争霸和兼并战争的加剧，原本分散、独立的区域逐渐连成一片，到战国时期，真正具有相当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大中型国家仅剩下七个。这种局部性的统一使人民的基本生活相对有所保障，社会也相对安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并且为秦国最终实现基本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诸侯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兵家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子在吴国为将期间“西破强楚，入郑，北威齐晋，显名诸侯”，清人孙星衍说，“孙子为吴将兵，以三万破楚二十万，入郑威齐晋之功归之子青，故《春秋传》不载其名，盖功成不受宫”。
吴起在魏国为将时，公元前409年，率军攻陷秦军占据的大荔国王城，进而夺取了位于黄河西岸的蒲阪关。此关扼守东西交通要道，向东控制黄河古渡口，向西渡过洛水即为八百里秦川，可直达秦国腹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后吴起又攻占了元里、洛阴、合阳，并分别筑城。至此，魏已全部夺占了河西之地，并在新开辟的疆土上建立了西河郡，魏国的西线边界大大扩张。
公元前408年—公元前406年，吴起又参加了魏文侯灭中山国的战争。公元前年，吴起率军伐齐，一直打到齐国的灵丘。据载，吴起“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使魏国“辟地四面，拓地千里”，成为中原强国。他到楚国后，在楚国推行变法，楚国国力渐强，公元前年，楚国伐魏救赵，大胜魏国，“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一直攻到黄河两岸。与此同时，吴起“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进一步开拓了楚国的疆域。
孙膑在齐国为军师，为齐威王在军事和外交策略上出谋划策，在齐魏桂陵之战中采取“围魏救赵”、“批亢捣虚”的方针，大败魏将庞涓在齐魏马陵之战中利用韩魏的矛盾，“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减灶诱敌，再败魏军。通过这两次战争，齐国解除了周边韩、赵、魏的威胁，夺取了中原霸权，战国的战略格局由此改变，魏国失去了昔日的首强和中原霸主地位，由此衰落，而齐国再度崛起为东方大国。
春秋战国虽然是分裂动荡的时代，但是局部的统一始终存在。在魏对中北部的统一、楚对南部的统一和齐对东部的统一中，先秦兵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也是吸取了兵家的经验，秦国后来一直推行的重视耕战、奖励军功、严格赏罚等政策都深受兵家思想的影响，为秦对西部的局部统一和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三、万流归宗天下一统
先秦诸子学派的划分固然有思想观念上的根据，但学术的传播和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所谓的学派往往都是后人的分类，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至少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更好地治理国家。于是，一些思想家也兼收并蓄，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出现了综合的趋势。
各国的国君对治国的策略也更加务实，认识到单靠仁义难以实现军事上的胜利，单靠严刑酷法也难以安抚百姓，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施用不同的方法，综合使用各种思想的有利之处进行统治。所以，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都不可能以最初的形态和内容成为某个国家单一的治国思想，而必然是互相补充，融为一体，成为治国思想的一部分，只不过有时候统治者或者后代研究者以其中的一种思想为标榜，让人误以为统治者只是采取了一家学派的思想。
历史证明，只有治理思想兼容并蓄，国家才能强大，仅尊一家而排斥其他思想的统治必然短命。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存在误读。早有学者指出，这与历史不相符。“从许多资料都可看出，在孙膑罢黔百家以后，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武帝始终奉行的是尊儒术、重法制、兼用百家学说的治国思想，即使到了宣帝时期，仍然奉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思想，直到元帝上台之后，才真正的贯彻了独尊儒术的“纯任德教”的治国方略，西汉王朝也逐渐开始衰弱。
总结
在学术思想极为繁荣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都在为如何治国出谋划策，国君也需要博采众长，找到一条适合国家发展并最终实现统一的道路。兵家本身就有着兼容性、务实性的特征，这也是兵家思想在为国君提供借鉴方面的优势所在。兵家的辩证性思维使得他们充分考虑到事物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不会走向极端或者偏颇，既慎战又备战，既爱兵又反对溺爱，既严明法纪又讲究人文关怀兵家的全局性思维又会让他们总是把管理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来对待，全面考虑到各种要素，文治和武备都要兼顾。
兵家总是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策略，“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中国的治理思想中不是没有兵家思想，而是处处闪耀着兵家思想的光芒。“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真正完美的融合是合为一体而不露痕迹，兵家思想同其他学派的思想一道，为春秋战国走向统一做出了贡献，同时也融入到民族性格的血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