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接受了刘备的托付，肩负了振兴蜀汉，兴复汉室的重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古往今来贤相中的典范。
他在作为蜀国丞相的时候，实施的一切政策与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对蜀汉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后人以其连年出师北伐而不济对其不予赞同，我认为不可。想诸葛亮以区区一州之力而讨伐数大之中原，以蜀地90万人口而出师10万兵，仍能使国家安定、内政和谐。这难道不是诸葛亮过人之处吗？他确实是管仲、萧何一般的人物啊！虽然管仲、萧何都辅佐了齐桓公与刘邦成就了大业，但“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理政，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况所与对敌，或值人杰。众寡不侔，攻守异体。魏方以数量较多之兵取守势，诸葛亮以数量较少之兵取攻势，胜败之数，又岂能料之？故不得以此为诸葛亮之病也。
其后继者蒋琬、费祎、董允等，能够保持诸葛亮生前蜀国的基本大政方针、人事分配不变，很好地继承了诸葛亮忠于汉室的遗志。上能匡正后主，下能督促百官，使得蜀汉依然保持着安定团结的局面。他们并没有像诸葛亮那样以攻代守，北伐中原，不是他们没有竭尽所能，报效国家，而是他们明白自己的能力不如诸葛亮，诸葛亮尚且不能北伐成功，况自己乎？且治理小国当以安静为本，何必穷兵黩武？愚以为，蜀国之所以在这几十年里仍然保持着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此四相的治理是最主要的原因。
一个国家有着好的领导层，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必然使整个国家内呈兴欣繁荣之态，外无敌国入侵之忧。而此领导者无论个人品德、行政能力都应该是国家首屈一指的人物。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四相，并没有像秦之赵高那样为乱朝堂，也没有同王莽一般篡逆权政，他们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鞠躬尽瘁。这些，都是蜀汉的幸事！
晚期内政的混乱在蒋琬、费祎死后，蜀国政权开始走上混乱。吕义虽“号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于郡县。”这时朝中已没有了董允在时的坚守正道之风，而“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吕义卒，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南将军，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东都尉，操弄威柄。”虽然董厥、樊建主官政事，然“宦人黄皓窃弄权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姜维在外，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魏将钟会，在关中整治兵马，想图谋进取成都，姜维上表给后主欲令防备，“皓征信鬼巫，谓敌终不自致，启后主寝其事，而群臣不知。”
国家的领导者已经从当初的贤相当政成了宦官弄权，国家又何尝不亡？蜀国虽然订立了亲贤臣、远小人的措施，但后主昏庸，姜维领兵在外，而不能参与内政，所谓的亲贤臣、远小人的措施并不能很好的实施。故朝堂之上，专权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陈寿评后主曰：“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
今人读《三国志》，未尝不叹息痛恨于后主也。遥想昔日，昭烈创蜀，何其艰险？武侯治蜀，何其功业？而后主承其父业却不知善治，重用奸佞之人。正如古书所云：“素丝无常，魏所染之”。这难道不是因为国家领导层认识变动所造成的后果吗？故后吴国五官中郎将薛诩（原字为双人旁）在蜀亡之前出使后说：“蜀国君主昏暗，不知道过错，臣下只求无罪容身。到其朝廷，听不到正直言论；经过田野，百姓面带菜色。我听说燕雀在堂前筑巢，母子相互嬉乐，自以为十分安全，突然栋梁断裂，房屋着火，而燕雀怡然自乐，不知覆巢之祸就在眼前，这大概是蜀国当前的处境吧。”结语呜呼！蜀汉因为有好的领导层而获得兴盛，因为宦官专权，而使得国力迅速衰败，并最终走向灭亡。
以史为镜，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拥有好的领导层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仕官的选拔上，必须要严谨、得当。蜀汉之亡，虽然国力不济是其根本，但从领导层的变迁上来看，不正是应了诸葛亮《出师表》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顷颓也”的历史教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