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诸葛亮为相时，对蜀国的政治及经济政策作出巨大贡献。其死后留下的蜀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治与经济的实力。
其后继者蒋琬、费祎等人肩负了振兴蜀汉的重任。他们在诸葛亮死后，对其在世时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并没有作过多的调整，而是保留其原有性，使之正常、良好的向前发展。而同时，因为蒋、费等人高尚的个人品德，使蜀汉内政依然充满活力。“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弱冠与外弟泉陵刘敏俱知名。”诸葛亮向先主称其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
蒋琬至以州书佐的身份跟随刘备进入蜀地，先后任广都县令、什邡县令、尚书郎、东曹掾、参军、长史、抚军将军。“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故“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并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蒋琬在诸葛亮为政之时，是以长史加抚军将军在内任职的。长史，总理府事。主持丞相府留守事务，参与内部后勤工作。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把他与郭攸之、费袆、张裔这三个并列，称他们四人为“贞良死节之臣”。后“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成为执掌蜀国政权大事第一人。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尚书令的职务，不过是主管天子在宫内的秘书处而已。虽则实权很大，可以批驳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从西汉霍光以来，尚书令之上另有一位“录尚书事”的大官。这位“录尚书事”的大官，不管本职叫什么，都在事实上是真宰相。后主叫蒋琬做尚书令，而没有立即叫他兼“录尚书事”，并非不肯让他继掌诸葛亮的职务，而是蒋琬本来只不过是一个丞相留府长史、抚军将军，地位太小，声望不够。所以，必须先升他为尚书令，然后，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再升他为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又过了若干天，才终于特任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安阳亭侯。
蒋琬为相，从建兴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当了十一个年头。首先，他重用了武将王平。“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又领汉中太守。”王平可以说是蒋琬所最信任的高级军官。蒋琬于进驻汉中之时(延熙元年)，不仅叫王平继续做汉中太守与“督汉中”，兼任“前护军”，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将军府事”。这是蒋琬把自己的大将军府的一切事务，交给了王平处理。好比当年刘备把“左将军府”的事务，都交给了诸葛亮一样。蒋琬在延熙六年带了主力由汉中退驻涪县，汉中的事，更完全交给了王平。“拜平前监军、镇北大将军，统汉中。”后“琬自汉中还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把朝中的大权就交给了费祎，而自己就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较为重要的问题，以决定大计方针。蒋琬为关心态平和，顾全大局。史载蒋琬“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当时诸葛亮新亡，国家失去统帅，后主年幼，群臣都很恐惧。既顾虑内政不谐，又担心外敌入侵。蒋琬作为诸葛亮后继者，权衡左右，避免了蜀国内部因诸葛亮去世而引起的政治变故。正因其如此，“由是众望渐服。”
蒋琬为人谦虚、诚实，对待臣下宽容而有雅量。初，为东曹掾的杨戏性格傲慢粗略，蒋琬与他谈话，他常常不答话。为此，有人于其面前说杨戏的坏话，蒋琬为此答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从后言，古人之所诚也。戏欲赞吾是耶，则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则显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戏之快也。”又有督农杨敏曾经诽谤蒋琬说“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为此，蒋琬本该追究惩治杨敏，但蒋琬却言：“吾实不如前人，无可推也……苛其不如，则事不当理，事不当理，则愦愦矣。复何问邪？”便是在其后杨敏因犯罪而被拘于牢狱中，众人以为其必死之际，“琬心无适莫，得免重罪。”蒋琬当时已被加任为大司马，兼掌政务及军事重权的大臣，在面对臣僚中对自己有意见者，他并没有以私心处之，而是仔细揣测对方的言语，用以自勉。尽管二杨之语有不尽实处，他也不予追究，为何也？盖因天下未定，不敢以私心而废公事也。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蒋琬以大量而纳下属，使众人齐心协力，实为蜀汉社稷之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