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双方都实施招降策略，但是最终西汉取得了胜利，这与双方在政治上成熟的程度分不开的，匈奴在政治上有诸多先天的不足，而西汉却有许多优势。中原王朝经过长期的发展，到西汉时期政治制度已经是相当的完善了，而匈奴在政治体制成熟程度上远远落后于西汉。
首先，在继承人上，中原王朝经过长期的发展，到西汉时期，储君的设立已经是形成了非常明确、非常规范的操作程序，一般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嫡长子继承制。
一般都会预先立好太子，如汉高帝二年六月，刘邦兵败彭城就立嫡长子刘盈为太子，汉文帝即位才几个月，群臣建议文帝立太子，“有司言曰：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并且太子与皇帝同在京城生活，以防皇帝万一发生不测而新皇帝能够及时即位。
而我们再看匈奴单于位的继承方式，匈奴单于位的继承，主要是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这可以从头曼单于因为另有宠爱阏氏，“爱屋及乌”，因此欲把阏氏生的少子立为单于继承人，而绞尽脑汁想杀掉太子冒顿，便想出一条毒计，把冒顿作为人质送往月氏，却急攻月氏，想借刀杀人，达到除掉冒顿的这一事件可以得到确认。
从这一事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在匈奴是得到认可的，是有权威的，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不然，头曼单于大可不必煞费苦心的那样做了。匈奴冒顿、老上和军臣单于的继承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也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匈奴单于的继承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方式：兄终弟及。根据相关史书记载，从冒顿单于开始，至匈奴分裂为南北继承单于位的日逐王比时，以父死子继的有八次，而以兄终弟及的却有九次。
这就容易造成混乱，因为无论哪种继承方式，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理论上都是可以成立的，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就给一些野心家提供了空间，一旦具备条件，时机成熟，单于位的继承就会发生争斗，如伊稚斜单于打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从而抢夺了单于位就是一个典型。
史学家马长寿就认为：“匈奴继承事实中的由父传子，和兄终弟及两种办法同时并存，正是表明世袭制度的不稳定状态。”匈奴的两次大分裂，都与单于位的继承密切相关，因继承问题导致的争斗，加速了匈奴的分裂和衰落。
其次，在国家集权上，中原王朝从秦始皇建立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治体制开始，到西汉，汉承秦制，经过高帝平定异姓诸侯王的叛乱，文、景帝的削藩，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再到武帝的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法，以及酎金夺侯。
诸侯国此时已经是所剩无几且名存实亡了，诸侯王手中没有任何的实权，不可能对中央政权构成任何的威胁，中央集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与此同时，汉武帝为了削弱相权，进一步的加强皇权，汉武帝建立了中朝，中朝主要是由皇帝身边较低级的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的决策机构，他们参与处理国家大事，由于这些人出身较低，所以比较容易控制，中朝依仗皇帝凌驾外朝之上，而皇帝也凭借中朝加强了皇权，至此，西汉内忧已经消除，国家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
而匈奴的经济是游牧经济，游牧经济的特点是流动性和分散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决定了匈奴的政权特点：简单和松懈。匈奴政权组织特色是三分制：单于庭居中，直汉代郡和云中郡以北广大地区；左贤王庭居匈奴东部，南与汉的上谷郡相对；右贤王庭居匈奴的西部，南部与汉的上郡相对。
史书记载：“各有分地，逐水草而居。”这并不是一种严密的政权组织，权力不够集中，与西汉相比，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各王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军队进行统治，权力很大而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这就要求匈奴单于、具有极强的个人统治能力和领导能力，而且内部力量必须保持均势，这种均势平衡的局面不能被打破，否则就会给匈奴政权带来不稳定因素。
元朔三年单于位继承发生变化争斗的原因，就与匈奴内部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匈奴在汉武帝军事力量的持续打击下，单于本部和右部力量已经大为削弱了，而匈奴左部的力量由于不是汉军打击的重点对象，力量由此得到保持，因而力量也就比较强大了。
此时单于的去世，太子较为年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威信掌控局面，这正是野心家夺取单于位的千载良机，左谷蠡王果然利用这一良机夺取了单于位，迫使单于太子归降西汉，这是匈奴在冒顿继承单于以来，太子继承单于位的传承秩序首次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