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中国青铜货币体系发展的成熟阶段。以战国七雄为代表的诸侯国各自演变出本国的货币，并接受对黄金称量计价的通行法则。形成了以黄金为载体的称量货币与以青铜货币为载体的计数货币相结合的金钱二元货币机制。这种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源远流长，一直从春秋战国延续到宋元时期。二元币制下的战国货币体系在这一时期总体呈现大同小异的特点。
具体体现在：一、各国青铜货币的形式不相统一；二、各国对黄金的称量标准不一样，有的以镒计量、有的以斤计量。战国七雄的青铜货币在形式上可以分为四种：一、三晋国家的布币系；二、东方齐燕两国的刀币系；三、楚国的铜贝系；四、秦国的方孔圆钱系。黄金货币的称量似乎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秦楚齐三晋国家以镒为单位的计量方法；另一种是燕国以斤为单位的计量方法。
另一种是燕国以斤为单位的计量方法。在列国的国际往来中，青铜货币因为形制、大小不一很难换算，所以流通有限。黄金货币计量虽然也受各国度量衡差异的影响，但因为黄金本身质料相同，反而可以通行无阻。比如李斯建议秦王散重金贿诸侯之臣“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又如苏秦游说各国“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以约诸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取得兼并列国战争的彻底胜利。为顺应帝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他通令废除各国行钱，用秦国袭用的方孔圆形半两钱统一中国。与此同时，战国通行的金钱二元货币体系得以保留。据《食货志》记载，秦代官制半两“随时而轻重无常”，实物重量并非如钱文标称的半两重。另外，据《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记载“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秦半两没有边廓，残次币也可以通行无阻。于是便为不法分子剪旧铸新留下获利空间。黄金货币的称量方面，秦王朝也废止了以斤为单位的计量标准，采取统一的以镒计价办法，刘邦封汉王“赐（张）良金百溢”即是这种政改的遗存。
汉承秦制，刘邦在称帝前后戎马倥偬，币种、体系基本上是沿袭秦制的。例如韩信衣锦还乡时“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便是沿用秦季二元币制的反映。这方面的传承在刘邦之后也是如此，汉简《二年律令》的法令条文多见金钱并举的惩罚办法，例如《盗令》规定的“不盈廿二钱到一钱，罚金一两”。当然，在因袭秦制大体框架的基础上，刘邦也对秦代钱制略微做了一些变动，比如汉王时期对黄金称量的废镒改斤，他听从陈平反间计，“出黄金四万斤予平”供其活动便是证见。此外，“钱”在秦汉之际既是“货币”的概念，也是类似现代“元”的货币单位称谓，例如刘邦见吕公诡称的“贺钱万”而实际“不持一钱”。
到惠帝吕后时期，剪边半两、磨旧铸新的伪劣货币流通问题已非常严重。对此，吕后先后颁行了八铢半两、五分半两加以应对。据《汉书高后纪》、《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推行八铢半两事在高后二年，与此同时，针汉初伪劣横行的货币流通现状，吕后也颁布法令严加禁止。例如《二年律令钱律》规定的防伪防劣办法“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不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打击盗铸办法“盗铸钱及佐者，弃市”，“智（知）人盗铸钱，为买铜、炭，及为行其新钱，若为通之，与同罪”，“诸谋盗铸钱，颇有其器具未铸者，皆黥以为城旦舂”；等等。黄金货币与铜钱相兑换的办法在这一时期似乎还没有形成定制，而是随市场波动。例如《二年律令金布律》记载“有罚、赎、责（债），当入金……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为除”。更有甚者，民间金矿的开采，亦为官府所不禁，采金者只需按黄金“人日十五分铢二”的标准纳租即可。颁行五分半两，事在高后六年，这是一种质量极轻的铜币，在汉代也被戏称荚钱。
汉文帝时期，或许因犯法者众，与皇帝轻刑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相抵触，所以西汉政府一度废除了吕后钱律，并惩前代荚钱过轻过滥之弊，改行四铢半两，中。众所周知，吴王刘濞、弄臣邓通即以铸钱“富埒天子”、“财过王者”，导致出现“吴邓钱半天下”的局面。前者更因之招兵买马、尾大不调以致谋反。直到汉景帝时期，西汉政府才重颁旧令“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