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新”政的币改举措之前，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考察具体的历史问题，一定要将其放置在原始的时空背景下，否则就无法认识关联问题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第二、历史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币政层面的改革不免受到同时代施政大纲、宏观经济政策乃至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第三、王莽改制的许多政策，尤其是五均六筦为代表的财政政策虽然没有和货币本身的直接关系，但相关举措的政治意图可以很好折射王莽的性格面貌。以改制之名、行聚敛集权之实，几乎所有的关键改革措施，都暴露王莽是一个擅长以退为进、假公济私策略的野心家，所谓的复兴三代，在他的政治意识里，充其量只是一种可资利用的烟幕弹而已。
官制改易
《周官》（今称《周礼》）是王莽官制改革的蓝本依据，在此基础上，也有许多师心自用的创制。概言之，他对西汉的官制主要作了两种类型的改动。第一、不涉职能变动的官称改易：例如中央官职中的大司农先称羲和，后改纳言；太常改为秩宗，大理改为作士，少府改为共工，大鸿胪改为典乐，光禄勋改为司中，水衡都尉改为予虞，太仆改为太御，执金吾改为奋武，卫尉改为太卫，王国中尉改为军正，等等。地方郡县的太守、都尉分别改为大尹（或卒正、连率）、太尉、县令或县长改为宰，等等。
第二，新官职的增设：例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比周制三少（少师、少傅、少保），列于九卿；增设四将；置大赘官执掌舆服御物、又典兵秩，与前文所举太御、太卫、奋武、军正、司中合称六监；设司恭、司从、司明、司聪、司睿等五大夫；在地方，州置牧副，部置监副，等等。这样一改便形成“四辅、三公、四将、九卿、六监为骨干的中央官制”；而对于地方，行政官员州置州牧，长安洛阳为周边的六乡、六郊州各置帅、州长，三辅三河地区分置大夫职如太守、属正职如都尉，郡县属吏和乡亭里各级官制因循不变，等等。在地方官制的改易上，需要注意的是“王莽令卒正、连率、大尹加号为将军，属令、长为裨将军，县宰为校尉”，实现了文武合一的地方权力配置结构，这不能不说是对日后镇压农民起义需要的一种“先见之明”；监察系统全国划分为二十五部，各置部监、监副一人，郡县置执法左右刺奸。
大体而言，王莽在官制领域的改易体现了新政权三方面的意图：第一、因为西汉到新朝的权力交替是禅让形式的和平演变，西汉旧臣整体过渡到新的中央地方政府，所以王莽迫切想要通过典章制度的改头换面抹煞群臣的前朝记忆、并向朝野宣布“天命”的革新；第二、从权力让渡角度来看，居摄、登基称帝的王莽也需要打击异已、安置同党，至少需要把不那么体己的异见人士架空，所以可见在新朝官制体系里，出现了很多光荣但并不实惠的虚职，例如太师、太保、太傅、少傅为代表的四辅，看似职居阿衡、位冠百官，但实际并不治事掌权；第三、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舆情反弹甚至民变，王莽也需要不动声色地做一些未雨绸缪的安排，比如地方官制的文武合一。凡此种种，足见王莽的官制改易动机并不高尚，所谓的改革，也不过是一个遂心如愿的野心家进一步站稳脚跟的努力而已。
田制改易
田制改易是王莽改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相关法令的核心内容是田归国有称“王田”、奴婢私有称“私属”，在承认使用、管理权利的基础上二者都不得自由买卖，因此田制层面的改易措施学界又称之王田制。在这里，我们连带讨论私属制的政策得失。
据《王莽传》所载，始建国元年，新政府通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照理说新的田政法令不仅抑制兼并、保障奴婢不被随意交易，而且也承诺按制足额授田，应该是极开明的德政了。但反向推理，又可以发现即使对底层平民而论，这也完全是口惠而实不至的。
首先，在普遍兼并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先前破产的民户即使经济翻身想要回归庄园，也无法自主地．．．赎回失地或者购置新地；其次，奴婢在法理层面被承认私有，禁绝售卖充其量也只阻塞了原有属主借此获利的机会，对已经成为奴婢的贫民而言，反而促成绝对的人身依附，同耕田归国一样，重返自由只能依赖国家解救，然而纵观王莽执政的整个时期，这种案例从未有过；再者，即使王莽的本意确实是救民水火，币制政策的影响下、四方小民普遍破产，在王田私属的法令基础上，他们连投靠地方豪强这样最后一条生路都被阻绝，便只能流散四方以谋生业了。
进一步讲，在此情况下，抛荒的土地既不归豪强、也不属平民，最终得利的就只有政府本身了。联系新莽时期史料阙如的授田记录，以上推断更可坐实。对于地方豪强，已有的人地财富不能套现，一旦私购新地或者容纳贫民，便会罹落法网“投诸四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新汉易代之际大量的刘姓宗支、豪富之家会投身绿林赤眉、揭竿而起，正如隗嚣起义的讨莽檄文所批判的那样，“田为王田，卖买不得”已成为断人财路、驱之渊薮的“逆地之大罪也”。
王莽政权王田私属的改制法令不是为了惠民安邦，这种推测又可以用新政府对私售田宅的压制来证明。据本传记载，王田私属颁布之后，四境之内“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3”。如此坚决彻底的打压，恐怕绝非是法追三代的仁者所为。
财政制度改易
王莽改制的财政制度改易，举其要者，凡五均六筦、国税调整等若干内容，其中尤其以“五均六筦”影响为深。所谓五均六筦，据《汉书食货志》：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
这段史料为我们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第一、五均六管的总设计师至少倡议人正是时称国师公的刘歆。第二、这里托古改制依凭的周制典籍仍然是《周礼》，因为众所周知《乐》经在汉代早已失传，而诏书随后所说的“传记各有斡焉”其实就是一句含糊交代的托词，什么传什么记恐怕连王莽、刘歆都说不清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时任羲和（大司农）的鲁匡也对五均六筦制度有所贡献。据《食货志》，刘歆之后，鲁匡向王莽提醒：“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独未斡”，并建议对酿酒利钱“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
这样就形成了五均司市师管控盐、酒、铁、山泽之利、赊贷、铁布铜冶六大经济部门的五均六筦制度。五均六筦制度无疑是发展自汉武时期的平准法，但其用意绝非是温情脉脉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取利差为国为民。在王莽时期，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与民争利，所以新王朝“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加之此时“奸吏猾民并侵”，更是导致“众庶各不安生”。其政为祸尤以江淮为烈，据《王莽传》，“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
税制改易，也是王莽当政以来盘剥百姓的重要手段之一。据《食货志》所载，王莽“又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当此之时，弃田荒宅也须课以重税。《食货志》另载“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1”，照此规定，手工业经济的各种门类也都需要纳税。如果说官制田制的改易还是在复兴三代的幌子下推进，那么五均六筦和赋税改制几乎已将这最后的遮羞布扬弃殆尽。财政制度的改易充分暴露了王莽改制唯利是图的本质。
